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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瓷器店里的猛牛

许纪霖:瓷器店里的猛牛

许纪霖: 许纪霖:瓷器店里的猛牛 如今的读者,对蒋廷黻大约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写过《中国近代史大纲》 ,其它还有 什么呢?当年,他与胡适一样,曾经可是个风云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上,有哥伦比亚大学哲 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台湾蒋介石政 府驻联合国大使。此外,上不了履历的,还有《独立评论》的发起人、 “新式专制”的鼓吹 者等等。然而,看一个人履历,依然无法窥得他的全貌,我们还是从头说起罢。 大致来说,蒋廷黻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属于弃学从政的那一批人。早在二十年代末,当清 华改制为国立大学,他被校长罗家伦从南开挖到清华,领导了一个重镇的历史系。中国史学 当时还是乾嘉的天下,刚到清华,他就碰到一件怪事。他想找众所公认的汉史权威杨树达先 生教授汉朝历史。他问: “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 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杨先生面露难色: “我从未想过这 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 ”[注 1] 蒋廷黻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若干年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 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却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 研究都是开天辟地,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 发掘了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前年,何炳棣先生访问上海,曾经谈 到,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和雷海宗先后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就是与清华 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 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 ,将史料 都吃透了, 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 半个世纪以来, 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 当今专为获奖度身制作的 “煌煌巨著” 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份量。 , 什么叫经典? 这才是经典。李济之先生说过,蒋廷黻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 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 念。 ”[注 2] 不过,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这是五四那一代知 识分子的通态。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这也与蒋廷黻对知识 分子的自我反思有关。 民国以来, 政治坏得不得了, 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 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蒋廷黻也这样认为: “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 不如归之于文人。 ”[注 3]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 而少常识。[注 4]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注 5]他甚至咬 牙切齿地说: “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 的焚书坑儒鼓掌。 ”[注 6]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 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李敖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 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 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注 7] 李敖说得不错,蒋廷黻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 士。曾国藩可以说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但又可惜曾文正公生得太早,对西洋文化、现代化不 甚了解。[注 8]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 是出世的。[注 9]所以他不会满足于清华园内的安谧与舒适。他听到的,常常是校园外隆隆 的炮声和饥民的啼哭。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宁,很想动动,走出去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聚在一 起,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蒋廷黻建议办一个周刊,胡适很是犹 豫,因为《努力周报》留给他太多的教训。蒋廷黻一再坚持,并取得了丁文江的支持,最终 胡适也同意了。每个发起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经费。这样,便有了那份著名的 《独立评论》 。胡适虽然是刊物的灵魂,但蒋廷黻当之无愧为《独立评论》之父。 纵观蒋廷黻《独立评论》时期的言论,最引起争议的自然是免战论和专制说了。姑且不论其 中的是是非非, 它们的背后实际体现了蒋廷黻的二个最基本的信念, 就是现代化和理性精神。 蒋廷黻坚定地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中国之 所以老是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所以他坦承自己“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 义” 。[注 10]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自家的腐败、传统和不 争气。这样,当日本鬼子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上街抗议,而是检讨中 国为什么这么弱,有无可能开战,为了开战,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和条件。蒋廷黻与胡适等 其他《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厌恶的是唱高调,他们推崇的是理性,是剔除了情感 或愿望的客观分析,是冷静到了冷酷的知识判断。因此,他们有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大唱抗 日低调,反对情绪化的速战论。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 ,不愿听蒋廷 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声音。他们更爱买邹韬奋的《生活周刊》 ,后者有一把燃烧 的火,看了可以大过其瘾。 如果说在抗日问题上,蒋廷黻与胡适是合穿一条裤子的话,那么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他俩 却成为了死对头。 大敌当前, 本来应该全国一体联合抗日, 但让蒋廷黻痛心的是, 放眼神州, 看到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内乱。大大小小的军阀依仗武力,割据一方。令国不成国,政府不 成政府,中央不成中央,地方不成地方。在哥大念博士期间,蒋廷黻就受到邓宁和海斯两位 教授的影响,相信国家之重要和政治秩序之重要,决不亚于民主和自由。他是学历史的,从 欧洲近代历史的演进之中,更坚信现代化的发展要分为两步:先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 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随后发展和建设。与其分为各式各样的小专制,还不如用一个大专制 取代小专制,先将国建起来。不过,他没有忘记补充一句,这个大专制越开明越好。[注 11] 胡适读了蒋廷黻的文章,写信给傅斯年说: “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 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 ”[注 12]于是,胡适与蒋廷黻、再加上丁文江等,在《独立评 论》上,围绕着民主与独裁,轰轰烈烈地干了场笔仗。如今的人回过头来看蒋廷黻,一定会 觉得他迂腐不堪,难道在中国搞专制,还会有开明这一回事?然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 讲到民主, 却会不由自主地记起不久之前民初那段丑陋的议会民主, 蒋廷黻心有余悸地谈到: “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 ”[注 13]身为历 史学家的蒋廷黻, 也许有他的一点道理: 民主在中国, 假如是民初式民主或民粹式民主的话, 未必不比专制更可怕。 蒋廷黻因为鼓吹专制,引起了世人的颇多误解。后来,为他作传记的陈之迈先生,为他作了 一个辩护,说蒋廷黻所心仪的独裁,绝对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 袖凯末尔。[注 14]这应是公平之论。不过,蒋廷黻作为一个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确是一 个不易之事实。 他有句名言: “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 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 ” [注 15]蒋廷黻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 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 是政治,而是经济,不是宪法和议会,而是发展与公平。[注 16]

一直到四十年代,当他在苏联和美国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有实地的观察以后,他对民 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1944 年,他为《大公报》写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的 文章,重新检讨自由主义的价值。他说,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 实是立国的至宝。自由主义能够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 能够和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在文章中,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 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注 17]到四十年代末,他对 专制的反思似乎更坚定了, 一再表示: 假使人生的一切都由政府控制, 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 依然不过是作牛马。只要在全能主义政府下生活过的,就更加能体会到自由的可贵。[住 18] 办《独立评论》 ,还仅仅是影响舆论,按照蒋廷黻的经世大伦,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是影 响国策。这样的机会来了。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自由知识分子上庐山谈话。蒋廷黻 也是其中一个人选。他对国事的见解和行政的干练,给委员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 年 末,蒋廷黻突然收到南京急电,原来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将组成“人才内阁” ,邀请他担 任自己的政务处长。 这个位置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而行政院秘书长由先 期入京的老朋友翁文灏出任。两个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为最高领袖的内管家和左右手。 当消息发表以后,不少朋友纷纷劝蒋廷黻三思而行。劝者中,有的是对政府的“诚意”深怀 疑虑; 有的以为政治是污浊的, 搞不好会身败名裂; 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学者的清高, 以在野之身议论时事。蒋廷黻呢,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治与教书一样,也是一 种清高。[注 19]当然,他是学历史的,何尝不知道从政的风险、在野之悠闲?但他认为,民 国政治虽然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比起专制时代已经有进步,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得 罪了君王就被遭贬谪,推出午门斩首,并夷九族。再说,万一不得道而行,还可以回大学教 书。[注 20]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胡适倒很体谅他,在他晋京之前,送了他两句诗,那是刚刚 故去的丁文江留下的: “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 ”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 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作笔名。 在衙门里面当官,真的可以做到“泉清”?这就要看是追求功名利禄,还是将政治作为一种 志业了。 蒋廷黻显然属于后者。 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斩钉截铁, 可以视作他做官的座右铭: “我 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 我们要作事。-----吃苦要做事,捱骂也要作事。官可不作,事要作。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 牺牲。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 视。 ”[注 21]怀着作事的决心,他一入政府便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翁文灏比他早入阁,且 位置更重要,但翁一直以稳健、保守的技术官僚形象出现。虽然都是好朋友,但两人的性格 和抱负差异很大。蒋责怪翁太消极、太“费边”了,而翁又觉得蒋是一只不知深浅的“磁器 店中的猛牛” 。两个人“官司”一直打到胡适那里,要胡适来裁决究竟谁对谁错。[注 22] 蒋廷黻在政府的头三个月,主要是研究政府部门的结构,他很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叠床 架屋的现象之严重, 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 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 交叉重叠,互相摩擦。他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蒋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兴冲冲地拟了一 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原先的支持者也退缩了。 他还仿照西方的规矩,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 应。不久,蒋介石下手谕, 让蒋廷黻与翁文灏对换位置。蒋廷黻不干, 认为蒋介石有欠公道。 他给胡适写信表示: “我个人的去留是无关宏旨的,----我们不干政治则已,干则此其时矣! ”

[注 23] 蒋介石也看出这条 “磁器店中的猛牛” 留在中枢不会太平, 便暂时外放派他到莫斯科做大使。 壮志屡屡受挫,但蒋廷黻并不因此消沉,待到几年后他回到中枢,重新出掌政务处长,依然 我行我素。为了公务经常很尖锐向同僚和朋友发难,包括老好人翁文灏在内。朋友们只能连 连摇头: “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 官作长久了都不免圆滑,蒋廷黻却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其书生的耿直本色。中国官场的秘诀 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偏偏蒋廷黻却要求自己和部下, 即使说错, 也不能不说。 据张平群先生回忆,当抗战时期担任行政院发言人时,顶头上司正是蒋廷黻。行政院每周都 有记者招待会, 碰到中外记者尖锐的提问,一般人都会以 “无可奉告”“不予置评” 、 来应付。 但蒋廷黻却要求张平群“尽量地说,宁可说错犯过,可是不要不讲” 。至于说错的责任,由 他蒋廷黻来承担![注 24] 十年京官,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陈之迈说 蒋廷黻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 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 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 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与他曾经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 “他是 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 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注 25]不过,纵 然最高领袖有肚量容他, 中国的官僚体制容纳了他吗?在他从不诉苦的湖南人性格当中, 又 藏起了多少常人不易觉察的悲凉和孤独? 蒋廷黻虽然在官场中作为有限,但仍然保持着一份天真的自负。相信自己很懂政治。那代知 识分子在这方面都有点自以为是。胡适有一次还笑咪咪地对他说: “廷黻,谈政治,你还得 听我的! ”[注 26]以他的自负,蒋廷黻未必肯服气。丁文江生前颇以为自己可以当军校校长, 蒋廷黻却向人夸海口,认定自己是首任台湾省主席的最好人选呢。 蒋廷黻、胡适、丁文江这代自由知识分子还保留着许多古代士大夫的遗风,在性格上最接近 宋儒。钱穆在谈到宋儒时这样说: “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 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 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报负。 ---他们依仗的是书生们的社交团体, 要把社会名教高 驾在朝廷官爵至上。---他们要高自位置,超越在皇帝政府权位至上,但他们没有门第凭籍, 又不肯采取佛教出世态度,尔为尔,我为我,严格与政治割席分疆。在他们则只想把人文中 心的‘道理’二字来说服上下。西汉淳朴,东汉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则成为严肃。他们 的过分严肃处,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像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精 神,此后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此种精神来支撑。 ”[注 27]虽然 蒋廷黻没有明说,他的最高人生目标,其实就是做一个范仲淹或王安石,那是经世知识分子 理想的臻境了。 马克斯 韦伯将政治看作是一门志业。他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 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无宁是政治家。后者只是一些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而已。 真正的政治家,天生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从内心里将政治视作自己的生命,从而获得一

种生命的意义。[注 28]韦伯还谈到,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秉赋:对自己认 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 基于上诉关切而产生的现实使命感并具有实现这一使 命所必需的责任伦理;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注 29]韦伯理想 中的政治家,是既在世俗又不为世俗,拥有权力又不迷恋权力,在工具理性的行动中追求价 值理性的神圣目标。在从政的蒋廷黻身上,韦伯所描述的激情、理性和责任伦理似乎都不缺 少,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政治家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政治家,只有在一个民主 社会里,才有自己的活动空间,而在一个专制政体中,哪怕开明专制也罢,需要的只是听话 的技术官僚,而非有自身理念和追求的政治家。蒋廷黻曾经是那样热烈地鼓吹专制,以为民 主不可行,殊不知正是其心仪的专制政体,成为自身最大的障碍。到四十年代末,蒋廷黻可 能意识到了这一点, 觉得在体制里面做一个公务员难有作为, 曾经考虑筹建一个中国自由党, 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政治空间。因为没有人响应,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学术圈的老友毛子水问他: “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 的快乐多, 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 蒋廷黻没有回答, 反问了李济一个问题: “济 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注 30]命运真是与蒋廷黻开了 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 的《中国近代史大纲》 ,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在蒋廷黻的反问中,也许他已经悟到 点什么,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二 十世纪岁末于香港中文大学

原载《读书》2000 年 6 期

注释: [注 1]《蒋廷黻回忆录》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24 页。 [注 2]李济: 《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 ,台北《传记文学》 ,第 8 卷第 1 期。 [注 3]蒋廷黻: 《知识分子与政策》《蒋廷黻选集》 , ,台北文星书店,1965 年版,第 301 页。 [注 4]蒋廷黻: 《[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序》《蒋廷黻选集》 , ,第 643 页。

[注 5]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大纲》 ,香港中美图书公司,第 28 页。 [注 6]蒋廷黻: 《观美国并回观祖国》 ,重庆《大公报》 ,1944 年 12 月 17 日。 [注 7]李敖: 《[蒋廷黻选集]序》 。 [注 8]同[注 5],第 78 页。 [注 9]同[注 3],第 305 页。 [注 10]同[注 1],第 78 页。 [注 11]参见蒋廷黻: 《革命与专制》《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蒋廷黻选集》 , , ,第 447-460 页。 [注 12]王凡森: 《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 ,台北《大陆杂志》 ,第 93 卷,第 3 期。 [注 13]《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蒋廷黻选集》 , ,第 454 页。 [注 14]陈之迈: 《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 年版,第 29 页。 [注 15]蒋廷黻: 《论国力的元素》《蒋廷黻选集》 , ,第 645 页。 [注 16]同[注 1],第 142 页。 [注 17]同[注 6]。 [注 18]蒋廷黻: 《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蒋廷黻选集》 , ,第 666 页。 [注 19]同[注 1],第 146 页。 [注 20]同[注 14],第 149 页。 [注 21]蒋廷黻: 《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转引自陈之迈: 《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 ,第 6-7 页。 [注 22]蒋廷黻致胡适,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304 页。 [注 23]同[注 22] [注 24]张平群: 《南开、行政院、联合国》 ,台北《传记文学》 ,第 29 卷,第 5 期。 [注 25]同[注 14],第 151-152 页。 [注 26]杨西昆: 《我对廷黻先生的认识》 ,台北《传记文学》 ,第 29 卷,第 5 期。

[注 27]钱穆: 《中国知识分子》《国史新论》 ,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 年版,第 145 页。 [注 28]参见:马克斯 韦伯: 《学术与政治》 ,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63 页。 [注 29]参见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注 30]李济: 《廷黻先生对学术界的贡献与关切》《传记文学》 , ,第 29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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