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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_图文

中国史学史_图文

中国史学史
主讲:粟品孝
(89008956,supx69330@126.com)

第一部分:绪言 第二部分:传统史学 第三部分:现代史学 第四部分:最近史学趋势

绪论:本课程的由来与发展
参考书: ?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 会· 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 周文玖著:《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 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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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世纪20年代 人物:梁启超 场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授《广历史研究法》 内容:将专史分为人、事、文物、地方和断代五种,其中 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文物四种,而文化专 史又列有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 文学史和美术史七种,其中学术思想史包括道术史(哲学 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四种。 结构: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一)研究重心:通史到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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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史观指导下对撰写新型通史的努力(20世纪初) 思想:1900年,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 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实践:1904年,夏曾佑《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 1904年,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 由通到专的治史观的改变(20世纪20年代前后) 何炳松:200多章的通史计划 梁启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 中国史学史的提出(20世纪20年代) 梁启超、何炳松、姚名达、郑鹤声

(二)总结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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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帐的必要。…… 结帐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 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国 学季刊宣言》) 梁启超: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 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 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 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 (《中国历史研究 法补编》) 梁启超:中国书籍,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 ; 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 史去叙述他。

(三)西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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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第一部史学史专著:英国罗伯 特· 弗林特(Robert Flint,1838-1910)《欧洲历史哲 学:法国和德国》(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urope:France and Germany ) 1902年,中国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杰 作:梁启超《新史学》
史学研究的专业化:(1)历史研究机构的建立, 专门史学杂志的发行,专门人才的培养;(2) 史家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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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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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政治、 文学、格至、农业、工艺、商务、医术7科 1903年,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经学、 政治、文学、医科、格至、农科、工科、商科8 科。文学科: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国文学、 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 本文学8门 王国维:文科:经学、理学、史学、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史学课程包括:中国史、东洋史、西 洋史、哲学概论、历史哲学、年代学、比较语言 学、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外 国文。这是真正从西方学科的态度看待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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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蔡元培《大学令》:文、理、法、 商、医、农、工。文科:哲学、文学、历史学、 地理学四门 1917年,蔡元培长北大,分别“学”与 “术”,主张大学着重发展文、理两科;建立中 国史学门;1919年成立史学系 1920年,朱希祖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史学系 课程分6类: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断 代史,辅助学科,专门史,两种外国语。大致确 立了后来史学系课程的内容。

二、“中国史学史”课程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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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朱希祖《中国史学概论》; 云南高师,郑鹤声《中国史学史》 30年代: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卫聚贤在上海持志学 院、暨南大学,蒙文通在四川大学。他们都编有《中国史 学史讲义》 40年代:金毓黼《中国史学史》被教育部定为大学用书 1961年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白寿彝、吴泽负责《中 国史学史》 1982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 2000年,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 (面向2 1世纪课程教材)

三、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名家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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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顾颉刚《当代中国史 学》、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白寿彝《中国史 学史教本》、吴泽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杨翼 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4册、王学典《二十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 评论》、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蒙文通 的《中国史学史》、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等。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积聚了一大批学者: 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张越、罗炳良、周文 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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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地区:李宗侗《中国史学史》、钱穆《中国 史学名著》、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汪荣祖《史传通 说——中西史学之比较》、《史学九章》。王泛 森、彭明辉、刘龙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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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学者洪业、杨联升、余英时、王晴佳。 中国史学通史的撰写:哈佛大学嘉德纳(Charles 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1938),加州大 学韩玉珊《中国史学纲要》(1955)。 日本: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1949)。

上篇:传统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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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与史学史的关系密切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 “哲学和历史是重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梁启超:史学史是学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蒙文通:哲学与史学同盛衰 子学时代:传统史学的开创(先秦—西汉) 经学时代:传统史学的发展(东汉—唐朝) 理学时代:传统史学的兴盛(两宋—明朝) 朴学时代:传统史学的嬗变(晚明—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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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史学的开创(先秦至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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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表述的三个阶段:口耳相传(神 话)——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刻石记事)——文 字书写(史诗……) (二)史学递进的三个层次:历史记载— —历史编撰——历史议论

? 史之本义: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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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右手)持中。中, 正也。” 中是正。王国维:中是盛放简策之器 史:手持簿书 的人。朱希祖:中是册、简策 史:后世的书记官,非历史官。 ? 西汉太史令:负责“天时星历”、记述史事;无撰史之责。曹 魏置著作郎,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史官。 ★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6)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 古代史官概述》 ★刘 节:《中国史学史稿· 释史》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导论第一节第一部分“史的含义的 演变:史官、史书、史事”
? 历史记载

无纪年到有纪年: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 王朝史、列国史、卿大夫史:《竹书纪年》
? 历史编撰

《尚书》、《春秋》、《春秋》学、《山海经》与《禹贡》

? 《孟子· 离娄下》: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 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 杌 》、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 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历史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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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邹衍的历史循环论: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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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必有明世者”(《孟子· 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 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 有余岁。”(《孟子· 公孙丑下》)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若兹。”(《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荀子的人定胜天论:《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 韩非的历史进化论: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今世四个由低 到高的历史阶段 学术史论:《荀子· 非十二家》、《庄子· 天下篇》、《韩非 子· 显学》、汉代初年的《淮南子· 要略》。 秦汉之际一些具有史论性质的政论:李斯《谏逐客书》、 张良《谏置六国后》、娄敬《谏都洛阳》、陆贾的《新语》、贾 谊的《过秦论》

? 关于历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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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史学的奠基之作:《史记》
1、《史记》的成书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 梁启超:“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司马迁以前,无 所谓史学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16页) 翦伯赞: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中国史学 史论集》收:《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 齐思和:“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 者。”“在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 开始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收:《史记产生的历史 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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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西方史学史》 第22页)
白寿彝:把先秦作为史学的“童年时期”,视秦汉为“成 长时期”,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 人”(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论集》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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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说《史记》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 一是它创立了成熟的纪传体,之后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体 裁,是正史之祖。 (1)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功不可否认 梁启超:“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 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 (《中国历史研 究法》第15页) 白寿彝 :“这五种体裁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但有意识地 使它们互相配合并在一部书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 《史记》的创举。”(《中国史学史论集》第63页) 蒙文通:“《世本》久亡,据群籍征引者言之,知其书有 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则所谓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袭 《世本》之体,以为纪纲,而割裂《尚书》、《左氏》、 《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散入本纪、世家、列传, 分逮当人之下而已。纪传之体可贵,而创之者《世本》, 非马迁也。” (《中国史学史》) 胡宝国:根本没有理由肯定《世本》存在本纪、世家和列 传诸体。(《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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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纪传体与“人的发现” 《礼记· 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三章专设“人之发现”一节, 并说:“及春秋之世,渐有人试与各种制度以人本主义的 解释。以为各种制度皆人所设,且系为人而设。”(上册 第3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任继愈:认为“孔子的仁是发现了或一定程度上发现了 ‘人’。”(《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184页,人民 出版社1983年) 白寿彝:“历史记载,到了《春秋经》,可以说已来到人 间。”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300页) 梁启超:“其(《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 为本位”、“《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 国民的历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地15~17页) 钱穆:“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 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该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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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作者具有自觉的以史名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是史学意识成熟的标志。
“自成一家”思想的提出:“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 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 “家”在学术上的称呼是怎么来的? 作于战国晚期的《庄子·天下篇》开始提出了“家”的 概念,说到“百家之学”、“百家众技”、“百家往而不 返”,“家”字凡三见。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史记· 太史公自序》)才 把阴阳、儒、墨、法、名、道六派称为“家”,并概括其 特点。 以史名家与诸子名家 梁启超:“(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 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 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 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点读《史记》,非能知 《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载《饮冰室 合集》专集第15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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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名字命名是战国诸子之风:
钱穆:“其书称《太史公》,犹孟轲自称孟子,其书因亦称 《孟子》,荀况自号荀子,故其书亦称《荀子》云耳。”又说: “太史公书者,犹云诸子书,孟子老子书。若正名以称,则应曰 《孟子》《老子》。《太史公》不得加书字。至曰记曰传,则举 一偏以概,更非其书之本称。”(《太史公考释》,《中国学术 思想论丛(三)》第20页,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

?强烈建议阅读:司马迁:《史记· 太

史公自序》 、《报任安书》(《汉 书· 司马迁传》)

3、司马迁及其《史记》所体现的优秀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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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实地考察。 书写历史的使命感。 文史结合。李景星《史记评议》评《赵世家》:“《赵世 家》是一篇极奇肆文字,在诸世家中特为出色。通篇如长 江大河,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令览之者应接不暇,故不 觉其长。用笔节节变化,有移步换形之妙。”再如牛运震 《史记评注》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一节 中的“璧”字:“一璧耳,变出易璧、奉璧、完璧、授璧、 得璧、求璧、取璧、持璧、破璧、送璧、归璧、留璧,字 虽非经意,却有多少生情处。” 融入时代精神。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汉武 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 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 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同是一种时 代精神的表现。” 全面展示历史:古希腊史学名著集中于政治、军事。而 《史记》“以社会的整个生活为对象”(施章《史记新 论》,南京北新书局1931年)纵通、横通

二、传统史学的发展(东汉至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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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自东汉至唐初(史家)不下百余家,这是史学 的极盛时期” 。(《中国历史研究法》) 蒙文通:本期史学有很大发展,其中六朝是传统史学继晚 周以后的第二个兴盛时期,表现在史学体裁的发达、史学 体例的进步和史学认识的卓越等方面。(《中国史学史》) 钱穆:“(东汉到唐初)在外观上,是史学很盛,但是看 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 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东汉以后的史学慢慢儿地 暗淡了。”(《中国史学名著· 刘知几<史通> 》) 周一良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特点:史学的独立,设 立专职史官,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编年纪传并行,谱 牒之学出现,宗教史书籍出现。(《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 点》,《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一)史学独立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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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史分立 (1)经学时代的学风:只重《五经》,不重前 后历史 王充《论衡· 谢短》:“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 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 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 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 主名为谁,儒生又不能知也。” 此以经为史。 《论衡· 宣汉》:“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 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 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 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上帝也。” 此以史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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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固《汉书》的出现及其意义 《汉书》的经学性:《五经》之亚 《汉书· 自叙》:“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 通。” 《文心雕龙· 史传篇》:《汉书》为“宗经矩圣之典”。 《史通· 古今正史》也说:“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 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专门受业,遂于《五经》相亚。”
《汉书》的史学性:推动史学发展的步伐 出现了一大批传注之类的著作 统治者把修史工作逐渐置于朝廷万事之一种 史学批评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史通》形成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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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学成为独立的学术门类 ? A、图书分类的角度 ?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 :辑 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 数术略、方技略。东汉班固《汉书· 艺文志》 依此而行。 ? 魏国郑默《中经》、西晋荀勖《中经新 薄》 :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史书 放在丙部。 ? 东晋李充:仍以甲、乙、丙、丁四部编排, 但将史书放在乙部,地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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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王俭:一方面,《秘阁四部书录》按李充分 类法编排;一方面,又仿效《七略》而成《今书 七志》,其分类是:经典志,包括六艺、小学、 史传等;诸子志,包括古今诸子;文翰志,包括 诗赋;军书志,包括兵书;阴阳志,包括阴阳、 图纬;数艺志,包括方技;图谱志,包括地域、 图书;道经;佛经。 南朝阮孝绪《七录》: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 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和仙道录,是名副其实 的七类。 唐初《隋书· 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 类,史学正式宣告与经学的分离。

? B、教育科目的设置

《晋书》卷88《刘殷传》:刘殷“博通经 史”,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另二子分 授《史记》和《汉书》。 ?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记录朝廷教 官: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和史学祭酒。 ? 《宋书》卷93《雷次宗传》:当时建有儒 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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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人们的习惯用语 经史双修在汉代就有,如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 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 《汉记》”(《后汉书》卷64本传),自然可说是 “通诸经史”,但当时人不这样说。表明在东汉 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 西晋人开始频繁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 史发生了分离。 南朝《文心雕龙》既立《宗经》一篇,又立《史 传》一篇,经史是分开的。 《史通· 叙事》:“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 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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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史异途
“文章”概念的演变(南朝前后是一转折)
南朝及其以前:“史”在“文章”之中 东汉班固在《汉书》卷五八述汉武帝时人才盛况 时不提史家,而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 曹魏刘劭《人物志· 流业》:“人流之业”有12种, 不提史家,但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 马迁、班固是也。” “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是专门讨论做文章的书, 其中有专门论史的《史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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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及其以后:“史”在“文章”之外,“文史” 一词被频繁使用。 《梁书》卷一四《任昉传》:“昉撰杂传247卷, 地记252卷,文章33卷。” 教育科目:刘宋时:儒、玄、文、史四学并建 习惯用语:《宋书》卷五八《王惠传》说谢瞻与 兄弟谈论时“文史间发”,《南齐书》卷三三 《王僧虔传》说僧虔“好文史”,《梁书》卷二 五《周舍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周舍“博穷文 史”,《陈书》卷三四《岑之敬传》说他“博涉 文史”,《颜氏家训· 涉务》:“国之大才,大较 不过六事:……二曰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 不忘前古。” 南朝萧统《文选》不收史著。

3、修史为专 ? 专人掌修国史的出现:从无名到有名,从 史官到史馆。 ? 仓修良一书说:“我国官修史书最早可溯 源于东汉”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汉明帝时。 ? 专职史官之设:著作郎。《晋书》:“著 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 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 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 其官,隶中书省。”后改隶秘书省。 ? 专门修史机构的出现:北魏时有著作局, 隶秘书省。唐太宗时设史馆,专修国史, 并由宰相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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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评论的系统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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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通》 梁启超:“他(刘)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 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 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 门。”(《中国历史研究法》) 钱穆评价很低:“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 学。”(《中国史学名著· 刘知几〈史通〉》) 胡宝国评价高:《史通》的出现“极有意义”, “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 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 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 成。”(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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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书“条例”的出现:东晋开始
《文心雕龙· 史传》:“按《春秋》经传,举例发 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 《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 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孙盛)立例, 乃邓氏之规焉。” 《史通· 序例》:“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昔 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 科条一辩,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 愈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 直到东晋干宝“远述丘明,重立凡例”,“邓、 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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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宝释“五志”说:“体国经野之言则书 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 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 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盖所谓“审正得 序”,而能够去史不胜史之弊。 ? 蒙文通说:“邓、孙之说既亡,沈(约)、 魏(收)之书又略,于后言史例者,唯魏 澹耳。” 魏澹的说法见《隋书》及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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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
断代纪传体的确立。 班固的《汉书》,因《史记》纪传体,而改通史为断代史。 断代纪传体则符合家天下、一朝一姓的特点。 编年体的成熟完善。 荀悦《汉纪》发展《春秋》和《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断 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体。 用连类列举法,克服编年之不 足。
二体优劣之争。 编年优: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深抑司马迁。他说: “能以三十卷之约,囊括240年之事,靡有遗也。” 。 纪传优:范晔不同此说,认为:“《春秋》者文既总略, 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 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 《史通》时,专门有《二体》篇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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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们对史论日益重视
南朝《文选》卷四九《史论》收干宝《晋纪》 “论晋武革命”一首 。 《隋书· 经籍志》史部既有范晔《后汉书》, 又有《后汉书赞论》4卷。隋朝魏澹著《魏书》, 除12纪、78传外,还“别为史论及例一卷” (《隋书》本传)。 由于重视史论,在集体编修的史书中,主编 者常常要亲自撰写这一部分内容。如梁武帝“又 造《通史》,躬制赞序”(《梁书》卷三《武帝 纪》)唐初官修五代史,“受诏总加撰定,多所 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 《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 )唐修《晋 书》,先后参与者达20多人,只因唐太宗为宣帝 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史论,所以 《晋书》就题为“御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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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史论表明:史家所追求的已经不只是 充当一名真实历史的客观记录者,而且也 要努力在史书中展现自己对历史的认识。 即对史识的要求越来越突出。所以蒙文通 在其《中国史学史》讲义中于六朝时期专 设“史识”一项。刘知几对历史家的要求 也有“史识”一项(见《旧唐书》本传)。

4、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 ? “言史贵约”之风:两汉之际经学删减运 动的发生,史学领域也出现了删减之风 。 ? 到南朝时,人们又开始追求繁复了。如裴 松之以《三国志》“失在于略”而大注其书 。 ? 范晔所著《后汉书》,较《三国志》就增 加了不少材料 。 ? 《史通· 书事》说:“大抵近代史笔,叙事 为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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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日益受到重视 ? 西晋荀勖编《中经新簿》,史书独立在丙 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部、杂事4类。 ? 《隋书· 经籍志》 ,史书独立为史部,分为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 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 簿录13类。这一分法后世多遵守,而时有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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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知几与《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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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通》的地位。
唐代学者徐坚评说:“居此职者,宜置此书于座 右。”(《旧唐书· 刘子玄传》) 侯外庐《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他是“中国封 建上由前期向后期转化时代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学 家和思想家。”(《中国史学史论集(二)》,1 页) 翦伯赞《论刘知几的史学》:“自司马迁以后,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 接踵而起。……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 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 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 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而已。” (同上,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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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 史论”。(同上,113页) ? 白寿彝《刘知几》:“他是唐代的大 史学家、大著作家”,“封建社会前期史 学的殿军”。(《中国史学史论集》 ?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史通》 “是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 “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 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 新转折。”(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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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才三长:才、学、识
《旧唐书》本传:有人问,为什么自古以来 “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说:“史才须有三 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 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 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也。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 无鞕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 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 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脱苟非其才,不 可叨居史任。自远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 人。”时人以为知言。 后来章学诚补一“史德”,成为“四长”。 刘的见解的影响超出史学范围,如清朝诗歌 评论家袁枚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 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 与学俱误用矣。”(《随园诗话》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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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书三志:都邑、氏族、方物

《史通》一书侧重于讲史书体例,尤其是 纪传体。他特别作了一些倡议,如应该在 原来的基础上增编三志,即都邑志、氏族 志、方物志。这个思想在历代正史中没有 得到执行,但为南宋郑樵《通志》所继承, 在其《二十略》中,创立了《氏族略》、 《都邑略》和《昆虫草木略》等。 ? 当然,刘有些见解也有问题,如认为纪传 体史书应当取消《天文志》和《艺文志》。

强烈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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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重点 是序言部分) 《文心雕龙· 史传》 《史通》选读、《旧唐书· 刘子玄传》

三、传统史学的兴盛(宋朝至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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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 (《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见《蒙 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 ) 陈寅恪:“宋贤史学,今古罕匹” 、“中 国史学,莫盛于宋” (分见《隋唐制度渊 源略论稿》、 《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垣明季 滇黔佛教考序》)

(一)偏重载道的义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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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法《春秋》,重视褒贬(中唐至北宋 仁宗朝)
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经学革新) 唐中后期史学两派: 一派崇编年。萧颖士、柳冕为代表。 萧颖士《与韦司业书》:“孔圣因鲁史记而做《春 秋》,托微辞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 大。有汉之兴,旧章顿革。马迁倡其始,班固扬其波,纪、 传平分,表、志区别。……首末不足以振纲维,支条适足 以助紊乱。于是圣明笔削之文废矣。”崇编年、抑纪传、 重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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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颖士:“仅欲依鲁史编年,起于 汉元,终于义宁,约而删之,勒成百卷。 应正朔者,举年以系代;分土宇者,附 月以表年。于《左氏》取其文,《谷梁》 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 事,标一字以举凡。挟孔、左而中兴, 黜迁、固而放命。自汉元卒于大业,史 籍填委,编年之作,亦往往而闻。终未 能摧汉臣僭伪之锋,接鲁论之绪。附庸 班、范,曾何足云。 ”

重视《春秋》褒贬笔法,就必然重视正 统问题。 《唐书· 萧颖士传》:“颖士谓《春秋》 为百王不易之法。而本纪、列传不足为训。 撰编年依《春秋》义例,书魏高贵乡公之崩, 则曰司马昭杀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 则曰陈霸先反。黜陈闰隋,以唐承梁。有太 原王绪作《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 士佐之,亦作《萧梁史谱》,及《梁不禅陈 论》,以发绪义例。”

一派右纪传,皇甫湜、李翱为代表。 皇甫湜反对抑制纪传体,他在《编年 纪传论》中说:“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 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 纪传,何常之有?夫是非与圣人同,辨善 恶得天下之中,不虚善,不隐恶,则为纪 传、为编年,皆良史也。若论不足以析皇 极,辞不足以杜无穷,虽为纪传编年,斯 皆罪人。”

李翱《答皇甫湜书》说:“仆近得 《唐书》,史官才薄,言辞鄙浅。不足 以发高祖、太宗列圣明德,曾不如范晔、 陈寿所为,况足拟左丘明、司马迁、班 固之文哉?窃不自度,欲笔削国史,成 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 是公非以为本。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 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 北宋中期欧阳修的史学革新

《新唐书》是纪传体史书如何体现《春 秋》笔法的一次尝试、一个样板。比如, 它将最不利于统治者的各列传,分别标为 《奸臣》、《叛臣》、《逆臣》等,放在 全书之后,而将《后妃》、《宗室》、 《诸王》以及《公主》等列传,都提到列 传的最前面,借以突出统治者的特殊地位。 另外,全书对藩镇的贬抑、对牛李党争的 谴责、对武则天的抨击都是十分突出的。 而且,此书较《旧唐书》更有文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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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与文采兼有

北宋吴缜《新唐书纠缪》序言:“修纪志者则专 以褒贬笔削为事,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彩为先。”
南宋晁公武也说:“议者颇谓永叔学《春秋》, 每务褒贬。子京通小学,刻意文章。” 北宋曾公亮《进唐书表》:“唐三百年治乱兴衰, 宜其粲然著在典册,而纪次无法,文采不明。惟 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 意陋,不足以起其文。” 近人王树民:《新唐书》对人物评价是“以《春 秋》为评价标准”,“《新唐书》所受于经学的 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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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更是充分贯彻了《春秋》 笔法。欧阳修认为:“孔子作《春秋》, 因乱世而立治法;余为本记(按:是书原 名《五代史记》),以治法而正乱君”。 陈师锡序《新五代史记》说:“五代 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 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 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欧阳之书 “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 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

2、史学发展的理学化(神宗朝以降) 对《春秋》褒贬体例的扬弃: 理学家程颐《春秋传》:“后世以史 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 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 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 天理 ? (1)范祖禹与《唐鉴》 《唐鉴》以前的唐史论著: A、石介《唐鉴》 B、江休复《唐宜鉴》 C、孙甫《唐史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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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祖禹“折以义理”而成《唐鉴》,其主要内容 是: A、中心:重视君道、臣道的总结 B、主线:强调纲常伦理的树立 C、哲理:屏弃天命,提倡天理 有关评论: A、《宋史· 范祖禹传》:此书“深明唐三百 年治乱,学者尊之,目(祖禹)为唐鉴公”。 B、程颐:“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C、韩琥:“《唐论》有才术,《唐鉴》有 学术;之翰史才也,淳夫则学者耳。” D、楼钥:与程颐的《易传》相侔,均系 “理正词直”,可以“追配古作”。

(2)胡寅《读史管见》 ? 陈振孙:“胡寅以《通鉴》事备而义少, 故为此书,议论宏伟严正。” ? 朱熹:“致堂《管见》,方是议论,《唐 鉴》议论弱。” ? (3)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评司马光:“格物未精。” 《纲目》体:编年记事,每事分纲要与细 目两部分,先以大字作概括性的提纲,其 下以分注的形式详叙细节,有类经学著作 的经与传的排法。 南宋刘克庄高度评价以上三书:此三书 之作,“虽圣贤复起,必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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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纲目》影响下的史学发展情况 ? 钱茂伟:“从南宋开始,到明中叶,纲目 式著作,成了学者最推崇的史体。”(《明 代史学的历程》56页) ? 明朝:“及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表 彰《四书五经》,颁降天下,而《纲目》 亦与,则视《资治通鉴》盖加显矣。” “国朝列圣崇重表章,颁之学宫,令 士子诵习,与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课 士,宁独取其该洽?良以二千年来是非褒 贬折衷于是书,不可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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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技术角度仿效《纲目》 ? 南宋的《皇朝编年举要备要》(北宋九 朝)、《中兴两朝编年纲目》(高、孝二 朝)、《两朝纲目备要》(光、宁二朝)。 ? (2)从体例笔法上仿效《纲目》 ? 一是续:明朝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 (宋元史):“凡诛乱讨逆,内夏外夷, 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亦庶 几得朱子之意,而可羽翼乎圣经。” ? 二是前后贯通:如明朝官修《历代通鉴 纂要》(上起三皇,下迄元代);金燫私 著《历代诸史会编》(上起太古,下迄元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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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统论与宋明史学 ? 否定汉唐时期盛行的“五运”说.欧阳修: “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 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 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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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三文: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 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第5册; 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载 《历史研究》1997年3期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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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 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资 治通鉴》卷六九) 正统之争,一般是立足于当时,所争乃现 在之统,而非历史之正。(朱维铮序饶宗 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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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朝的正统论。 两个标准:道德(他名)与地盘(自名)。 符合纲常道德,能统一天下者,自然就是 正统。 ? 欧阳修是第一个谈论新正统论的人。他说: “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者;统者,所 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夫居天下之正, 合天下于一,斯为正统矣。”(《欧阳文忠公 文集》卷十六《正统论》) ? 关于三国孰正孰伪的问题。 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魏正蜀伪论 二程、范祖禹、刘恕:蜀正魏伪论。此 论至南宋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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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朝的正统论。 ? 南宋遗民陈著(1214-1297)《历代纪统》, 主张:“当时敌国虽强大,据有中土,要 不得紊天统也”,尊南宋为正统,“则人 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安雅堂集》 卷六《历代纪统序》) ? 北方人杨奂(由金入蒙)提出:“王道之 所在,正统之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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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朝的正统论 ? 明朝初期:承认元统,如官修《元史》、 《续资治通鉴纲目》、胡粹中《元史续 编》 。 ? 明朝中后期:否定元统。 ? 方孝孺的新正统论:“天下有正统一,变 统三”。 所谓正统,就是:“仁义而王,道德 而治”的夏、商、周“前三代”,“智力 而取,法术而守”的汉、唐、宋“后三 代”。 所谓变统,就是:“取之不正者”, 即篡臣、贼后、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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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世史正纲》(秦朝至明朝)彻底 否定元朝的位置。他说:“有华夏纯全之 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 也。有华夏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 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 若夫胡元,则又为夷狄全纯之世焉。噫! 世道至此,坏乱极矣,此《世史正纲》所 由作也。”(《世史正纲》卷三一) ? 胡应麟: “《春秋》之后有朱熹,《纲目》 之后有丘氏。”(《少室山房类编》卷一 百O一《读世史正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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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重记实的叙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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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志体史书
刘秩《政典》 最早,已佚。 (1)杜佑《通典》:以事类为纲,分为食货、 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和边防等8门。 其书成后,“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 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旧唐书》 本传) 《四库全书总目》:“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 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 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原原 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 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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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 自序》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逹術數之藝, 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徴諸 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 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 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 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 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 以食貨為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 職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禮又次之(百卷), 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 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 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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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樵《通志· 二十略》:分为氏族、 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 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 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 “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 之文。 ” (3)马端临《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 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 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 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 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自 经籍至物异5门,为《通典》所无 。 (4)会要体、会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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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年体史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 成书方法(“长编法”):先做资料汇集, 编成“丛目”,接着依时间顺序写成“长 编”,后删削而成定稿。而且,严谨的司 马光还专门编写提纲,称为《目录》30卷, 又对有关资料进行考辨,写成《考异》3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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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其前: 刘恕《通鉴外纪》,专门叙述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以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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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其后: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叙述 北宋九朝168年历史; 李心传又接其后,成《建炎以来系年 要录》,专叙高宗一朝的历史。 宋末有无名氏写有《宋史全文续资治 通鉴长编》(简称《宋史全文》)36卷, 叙述两宋历史。这是最早的宋代断代史编 年体史书。 后来清朝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较为 成功,堪继《资治通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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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纪事本末体史书——编年体的变体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宋史》本传说:“枢常喜诵 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 号《通鉴纪事本末》”。 后继者:《长编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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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提要》正式承认其为史书编纂的一种主要体裁, 认为它“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 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 章学诚:“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名篇,不为常格,非深知 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络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 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 之遗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神奇,本一 理耳。”(《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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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几部官修正史
此期国史以官修为主,也最有成就。 除了前举《新唐书》外,先后有《旧唐 书》、《旧五代史》、《宋史》、《辽 史》、《金史》、《元史》。这些史书都 偏重记实,而较少义理史学的影响。

强烈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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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 自序》(卷一)、《进通典表》 郑樵《通志总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 自序》、各典分序 《宋史》的《欧阳修传》、《司马光传》 《明史》的《方孝孺传》、《丘濬传》 以唐太宗继位一事为例,查检《资治通 鉴》、《唐鉴》、《资治通鉴纲目》、 《世史正纲》,看他们的记述和评论有什 么不同。

四、传统史学的嬗变(晚明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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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 学则远不逮宋人。”(《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 瞿林东:清代前期(1644-1840)的史学是 古代史学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具有总结 和嬗变的特点”,“至明末至清前期,中国史 学已出现了嬗变的端倪。”(《中国古代史学 批评纵横》第250页、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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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征:
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 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 考史之学,不独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 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 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辑一代之学说(如惠栋《易 汉学》之类),或明一师之家法(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 之类),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zhen)域,可 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耳。 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 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 考诸制,皆可为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 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 耳。其他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 尤不待言。(《中国文化史》第10章《考据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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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时期。蒙先生(川大学报1957年2期一文)、 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卢钟锋 (〈中国传统学术史〉)、张国刚(〈中 国学术史〉)都如此讲 。

(一)考据史学的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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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末以前的考据史学

苏洵:“经以道义胜,史以事词胜。” ? (1)宋代的考据史学 ? 吴缜的《新唐书纠缪》、《五代史纂误》 ? 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一书 ? 刘敞、刘攽、刘奉世则各有两《汉书》的 校释 ? 李焘《长编》里也夹注有不少考史的内容 ? 李心传《旧闻证误》 ? 洪迈《容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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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将宋代史学分为疑 古派、考证派和古史派等三类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也有宋代历史考证 学的专章
邹志峰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历史考据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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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代的考据史学 杨 慎(1488-1559)开其风。他生当 明朝中期,受到复古之风的影响,好读古 书,对理学多所批评。为学博古,主要治 学手段是考据,他精通文字学、历史地理、 古今职官、人名等,写有不少史考札记。 王世贞说他“博于稗史,忽于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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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1526-1590)成绩最著。在修史程 序上很讲究,首先注意博采资料,接着注 意进行汇编,进行考核(其考核的方法见 于他的《史乘考误》,主要有订误、存疑、 补遗、揭讳四种类型),后又立长编。这 是一种典型的实证史学模式。所著《史乘 考误》,清人说是“辨析精核,有裨考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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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1551-1602)在辨伪学上很有成就, 著有《四部正讹》一书,清人姚际恒作 《古今伪书考》,乃承继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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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代以来的考据史学(以乾嘉考据史学为主)

杜维运:“惟中国之历史考据学,必至清代 始放射万丈光辉,而到达‘对证据作科学之评价 与分析’之最高境界。”(《清代史学与史家》) ? (1)基本成果概览 ? 一是旧史的改编。如《宋史》,明时有王惟俭 《宋史记》、王洙《宋史质》,清人有陈黄中 《宋史稿》(已佚)。 ? 二是旧史的校勘与辨证。卢文弨(chao)《群书拾 补》,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 ;罗士琳、刘文 淇《旧唐书校勘记》、陈景云《三国志校误》、 钱大昭《两汉书辨疑》 。

? 三是补旧史之遗缺。关于《史记》,梁玉

绳《史记志疑》(对三家注多有补正)、 方苞的《史记注补正》。关于《汉书》, 沈钦韩《汉书疏证》、全祖望《汉书地理 志稽疑》。关于《后汉书》,沈钦韩《后 汉书疏证》、惠栋《后汉书补注》。 ? 四是旧史辑佚。如先秦史书《世本》、 《竹书纪年》、多家《后汉书》、《晋 书》,以及《旧五代史》、宋代史书《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李攸《宋朝事实》、 熊克《中兴小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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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著作简介
王鸣盛(1722-1797)《十七史商榷》 赵 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 钱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异》 崔 述(1746-1816)的《考信录》。其基本要义是: “《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是 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 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愈远,其时 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开辟 之初》)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 史传》篇说 的“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 识,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对近代学者顾颉刚有很大影响。 他们治史的宗旨,可以钱大昕的一段话来概括:“史非一 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 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 共白”(《廿二史考异·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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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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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客观的归纳方法。梁启超:“清儒之治学, 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 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 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 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 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 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 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 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 皆循此步骤,而清考据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 步骤也。”(《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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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充分利用历史辅助学问。经学、小学、天算、 舆地、音韵以至金石、版本、氏族、避讳等学问, 都是研究的对象,并用来治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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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利用治经的方法以治史。王鸣盛:“读史之 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 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 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其 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 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 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矣, 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 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 《十七史商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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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地位小议 朱维铮:“这班迂阔的书生,写出来的解经考史 的种种论著,分开来看无不支离破碎,合起来看 则可说是此一拳,彼一脚,将百年来高踞庙堂的 ‘正学’,摧残得百孔千疮。”(《晚清学术史论》第 24页)
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纯学术研究的阶段。传统史 学最大的特色,就是富有经世思想,自先秦《春 秋》之作,到清代初年,都是如此。直到乾嘉史 家治史,逐渐有将经世的目的淡忘,而惟以寻求 历史的真理为矢志,“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 其是”(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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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评论的成熟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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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议论 ? 论史方法:早在《左传》,已有关于人物、事件的评论。 到宋代极为流行,如三苏父子的史论、范祖禹的《唐 鉴》、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但“察其实际,鲜不流 于纵横捭阖之论”,到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 出,而后此类历史议论“始臻于大成”。为什么这样说 呢?因为他“能就众多史实以讨论历史之渊源、原因、 背景、发展、影响”,类似于西方史学极为擅长的历史 解释。(《清代史学与史家》第3页) ? 论史思想:李贽(《藏书》)、钟惺(《史怀》)、张 燧(《千百年眼》)等。这里以最有名的李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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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著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 等。其思想是超前的,自称“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 (《焚书》卷1),“某自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 一人同者。”(《焚书》卷5)又自称“卓老子一生都 肯让人,惟著书实实地有二十分胆,二十分识,二十分 才力”。曾作《读书乐· 引》,说:“天幸生我心眼, 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夫读书论世,古多有 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 骨极矣。纵自谓能洞见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此余之 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以忻艳 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 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家而托身 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其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谓 得天幸者二也。”(《焚书》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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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思想基石——“童心说”。 一是反对“灭人欲”,承认私心的合理性。 二是否定“无心之为”,肯定私心是一切活 动的原动力。 三是提出“假心说”。认为心有童心和假心 两种。童心是初心、本心,“绝假纯真”,假心 是后天接受各种思想包括封建伦理思想后的产物, “其人既假,则无事不假矣”,要求否定假心, 回到童心,具有否定封建思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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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藏书》是对正统史学家唐顺之的《历 代史籍左编》改编而来,是“别立褒贬”的结果 (《四库全书总目》卷50),二人的根本分歧在 于是以道德还是实功作为是非评判的标准。 《藏书》的看法很新颖,一是否定四书五经的 权威性,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看法;二是反对 《春秋》褒贬笔法,认为《春秋》为一时之史, 是“一时褒贬之案”,不是万世所当遵循的是非 标准;三是不讲正统、夷夏论,如对三国,称 “三国兵争”,于元朝,称“华夷一统”。四是 不写忠孝节义,认为这些“都是做出来的”。五 是反对道统论。

推崇有为之君 ? 歌颂富国之臣 ? 赞扬利民之臣 ? 赞歌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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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先进性还可以从我们习惯认为是先进思想 家的顾炎武、王夫之的评论来看。顾氏说:“自 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 李贽”,王夫之说他是“妄人也,尤不足齿也”, “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成 中夏衣冠之祸,岂非愈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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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学理论

? (1)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瞿林东等:《史学

理论与历史理论》(光明日报1986、12、3)、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 1987、1)。 ? (2)明代的史学理论 ? 前期对史学理论不够重视。表现之一就是对唐朝 刘知几的《史通》的冷遇,标志就是没有新版本, 《永乐大典》也未收。但到了中期,形势大变。 首先出了个陆深(1477-1544),一是采其精粹 为《史通会要》,二是校刻并重刊《史通》。之 后,掀起了一股《史通》重刊与学习之风,并在 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史通》接连出了六个版本。

瞿景淳(1507-1569)提出了作史时应注意的四 事、五志和三科。四事是:重委任、假岁月、专 职业、访遗书。五志是:达道义、彰法戒、通古 今、著功勋、表贤能。三科是:叙沿革、明罪恶、 旌怪异。 ? 梁梦龙(1527-1602)有《史要编》,中国史学 史序跋资料汇编之作。卜大有(1512—?)《史 学要义》,是关于历代学人论史学资料的分类汇 编。瞿林东说:中国古人对史学与史事概念往往 不分,“辑者十分明确地把握了关于‘史学’自 身方面的问题,并把它概括为‘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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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代的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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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罗炳良:章学诚的七大理论问题,一是六经皆史理论, 二是史德与心术理论,三是史意理论,四是撰述与记注理 论,五是史书体裁理论,六是知人论世理论,七是方志学 理论。( 《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 14页) 六经皆史理论 王阳明《传习录》记:徐爱问:“先儒家论六经,以 《春秋》为史。史传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阳明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 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 《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李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也,何 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 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 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 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非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 谓六经皆史可也。”(《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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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德与心术理论 元朝末年揭傒斯明确提出了史家应具备的“心术” 问题。《元史》卷181《揭傒斯传》“诏修辽、金、宋三 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 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 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 术为本也。”周少川所写《元代史学思想研究》认为这 是要求史家正心的“第一人”(见该书34页)。 明朝胡应麟认为史家应有五长,认为修史之难不在 于学问、文章、搜罗,而在于见识与褒贬。由此出发, 认为刘知几的三长说不够完备,应补上“二善”,即 “公心”与“直笔”,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直则公, 公则直”,并认为:“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 闻。”(《史书佔哔》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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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章学诚的历史命运
甲、走自己的路:在世时期的章学诚 一是不为考证时风所趋,坚持义理探求的方向。 二是把学问的追求看得比科举时文更为重要。 三是宁贫而学,也不做官脱贫。 四是不尚博雅,但求专精。 乙、寂寞的等待: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章学诚 章学诚在生前少为人知,死后也很少有人去宣传他 的思想。《文献征存录》误其姓。胡适之语:“他生平 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擘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 到,那班‘擘绩补苴’的汉学家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 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 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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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大名传天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章学诚 大致说来,日本内藤湖南有开创之功,胡适 以其大名和创新的谱例更使章氏之学名扬海内外。 梁启超在20年代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 《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有高度的评价。由此,章 氏在清代逐渐获得了与戴震齐名的大名。海外如 法国戴密微、美国倪文孙以及美籍华人余英时都 做了进一步的宣传。特别是余英时将其与英国著 名史学理论家科林伍德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在多 方面具有共同性。

强烈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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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廿 二史考异》、《考信录》序及内容选读 李贽《藏书》(选读) 章学诚《文史通义》(选读)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史部、子部、集 部各序

下编:现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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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史学是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 方史学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史学。 区别于传统旧史学的现代新史学是在20世纪 初年开始出现的,其标志是1902年梁启超在 《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 这百年的史学研究无论在史学关注的重点、 范围,还是史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 都与几千年的旧史学有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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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学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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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中国史学在20世纪的变迁,有过四次大 的转折。20世纪初年以采用章节体为标志,写作 以民族的全体为对象的著作,为第一次;胡适、 顾颉刚“疑古”的方式所提倡的史实考订、证伪 为第二次;傅斯年、李济等人用考古的手段、语 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了史学的跨 学科研究,为第三次;而1980年代以来对历史研 究方法的新探索,深化了史学跨学科的趋势,扩 大了史学的领域和史学家的视野,为第四次。 本师:参照传统史学,将现代史学分为建立、 发 展、畸形和繁盛四个阶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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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3年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 人民出版社2002年 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 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 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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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史学的建立:清季至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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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界革命”与新史之作
传统史学发展到清末,以帝王为中心 的君史根本不能满足国民的需要。于是要 求史学变革、倡导民史的呼声越来越高, 代表人物有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 当代学者陈平原先生所说:“晚清主 张史学革新者众多,可影响最大的,却非 健笔纵横的梁启超莫属。”

1、梁启超“史界革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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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 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在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 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 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 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 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 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学》)
梁启超还提出了“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 和“文界革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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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猛烈批判旧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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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蔽:A、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B、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C、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D、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A、 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B、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三恶果:A、难读 B、难别择 C、无感触

梁启超努力宣扬进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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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史学之界说” : 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

也。
第三,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 公理公例者也。

2、学界批判旧史学、编写新通史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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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实 1902年8月发表《史学通论》,批判旧史 “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 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 制政治史耳。” 又说:“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 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1904年,以“民史氏”自命,作《民史总叙》1篇、 《民史分叙》12篇,贯彻以国民为中心的新史观。
樵隐 1903年10月,发表《论中国亟宜编辑民 史以开民智》一文,认为中国自“三代以降,有 君史,无民史”,认为当前急需一部《普通民 史》,“使天下智愚贤不肖,真知灼见于国与民 之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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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 1904年著《最新中学中国 历史教科书》,是中国第一部用章节体编 写的历史书籍,而且采用了梁启超倡导的 进化史观来诠释历史。

内容:把中国史分三大时期:自传说 时代至周初,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 古之世;而自宋至现在,为近古之世。
好评:梁启超说它有“崭新的见解”; 严复说是“旷世之作”。

3、史学记述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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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之初,随着进化史观的 引入和国民中心论的宣扬,有别于传统史 学的现代史学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史学记 述和研究的重心已由传统的上层贵族历史 转向了全体国民的历史。

(二)学科分化与史学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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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问题:梁启超1902年在《新史学》 中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 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问题的产生:缘于传统四部分类法与传入 我国的西方近代学术分类系统的冲突。 问题的解决:区分学科内容与学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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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主张“以收缩为扩张”
(1)梁启超:“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
1921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 纳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 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 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畴昔史学硕大无 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余。故 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 不为无见也。 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得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 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新主权,例如天文……是故天文 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是故音乐学 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

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 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 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 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 小说,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 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 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 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之记述,则将本范围 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 智识仍茫如捕风。

(2)北京大学的两个事例
A、哲学与哲学史 B、文学与文学史

2、国故整理与史学学科界线的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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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 因陋就简地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 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 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 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国学季
刊>发刊宣言》,收入《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90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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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专史的涌现,有利于廓清史学的学科 界线。

3、史学是研究社会的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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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中所述的: 现代史学的进步,可说所受的都是别种科学 所赐。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一个总相,而 这个总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会明白的。要求 各方面都明白,则非各种科学发达不可。所以现 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
史学虽然将有的研究领地拱手让予各种专业 学科,但它却以其独具的“时间”特质作为切入 取径把社会发展的各个面相都放在时间的脉络中 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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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学专业化的形成(侧重史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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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专业化的标志
A学术机构的出现(如学会、专业刊物) B培养专业技能的标准化训练 C进行资格考核并发放文凭和合格证书 D专业人员地位的提升和专业的自主性

2、历史研究的标准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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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认为,“在中国,这一历史研究的 标准化训练,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考据学 的功夫。”(《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 社会· 史学卷》622页)
本师认为:历史研究的标准化训练主要是 通过史学课程的配置与史学方法的讲求两 方面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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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史学方法的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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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
陈寅恪概括为三点: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 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 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 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王国维还主张要兼用中西、古今思维方式之 长,他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 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提 出了有名的学术“三无”论,即“无新旧”、 “无中西”、“无有用无用”。

(2)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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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
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简化为两步,一 是“历史的方法”,二是“实验的方法”。以后 又进一步简化为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 求证”,成为其学术研究的标志。 反观中国的传统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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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认为中 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精彩论述和研究, 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

(3)梁启超的新史学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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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于南开大学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 讲演(1922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重点 对史料收集、整理、鉴别等问题进行了论 述,侧重通史的角度。 1926年到1927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继续 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讲课,侧重 对专史的研究方法的阐述。

(四)史学研究的专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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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初期学者对专史学研究的 倡导
邓实在《史学通论》中说:中国的“旧史”, “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 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 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 而无一焉也。”他后来(1904年)所写的《民史 分叙》就包括种族史、言语文字史、风俗史、地 理史、户口史、实业史、人物史、民政史、交通 史、宗教史、学术史、教育史等12篇。

刘师培在1905年作《周末学术史序》,以 进化的观点对周末的心理学史、伦理学史、 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 史、记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 史 、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 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进行专史 性的研究。

(2)国故整理运动与专题研究时代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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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专史式的整理”,提出至少应包括 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 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 史、风俗史和制度史等(《国学季刊发刊 宣言》) ,促使中国人进一步接受了西方 学术分类标准,对历史的研究也更加倾向 于做专题式的研究,从而使中国史学进入 了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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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贺昌群在纪念张荫麟之死时提到:中 国新史学的基础可以从北大出版的《国学 季刊》算起,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历 史学已经“是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 时代”,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一部 通史的成功,目前确是很难”的,因为通 史的完成“应该是集各种专门研究的结论 而总其成”的工作。(《哀张荫麟先生》,收入
《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39页)

强烈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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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文)、《中国历史研 究法》(书)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原名《最新中学 中国历史教科书》)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文)

二、现代史学的发展:五四至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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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按照专门史的角度进行分类
1947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 六分法:
一是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 二是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 三是敦煌学的研究 四是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 五是古史的研究 六是社会史的研究(成绩最少)

? 二是按照思潮的角度进行分类

1996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 思潮研究》的三分法:
一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王国维、胡适、顾颉刚、
傅斯年、陈寅恪、陈垣)
常乃德、雷海宗、钱穆)

二是相对主义史学思潮(梁启超、何炳松、朱谦之、

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李大钊、郭沫若、吕
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

? 三是按照流派的角度进行分类

(一)1936年,冯友兰《中国经 济史序》的三分法(史学的三种趋势):

信古、疑古、释古(系史学真正的目的)

(二)1936年,周予同《纬 谶中的“皇”与“帝”》的四分法(中
国古代史研究):

泥古、疑古、考古、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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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39年,钱穆《国史大 纲· 引论》的三分法(中国史学):
传统派(记诵派) 革新派(宣传派):政治革命、文化革
命、经济革命

科学派(考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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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周予同 《五十年来中 国之新史学》 的二分法:

(四)194

史学
史观派 超儒教史观派 (超经典派) 疑古派 考古派 史料派

儒教史观派 (经典派)

释古派

(五)21世纪初,王学典《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的二分法: 史料派、史观派

(六)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新史学 九十年》的多派论: 史学新义(梁启超、张荫麟) 考证学派(王国维、陈垣) 方法学派(胡适、顾颉刚) 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 史观学派(李大钊、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郭沫若、
翦伯赞、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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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桑兵《中国思想学 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中国社会科学》 2006-3)的新见:

截然分派及全用派分看学术,流 弊匪浅。

? (一)偏重考据的史学

代表人物:王国维、胡适、顾颉刚、 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

(1)史料认识的空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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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 学问》,强调“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 发现”。 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 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 术之新潮流。”(《寒柳堂集》)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明确认定: “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 值。”“西洋近百年史学大进步,大半由于审定史 料的方法更严密。”

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 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 的叙述和解释。”(《介绍几部新出的历史书》, 《古史辨》第一册第340页)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 ,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 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2)史料数量的尽量扩充
陈垣:“竭泽而渔”说 ? 陈寅恪:广聚异同 ?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 找东西”。 ? 顾颉刚 :好求完备的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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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史料有8对16类 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 官家记载与民间记载 本国记载与外国记载 近人记载与远人记载 不经意记载与经意记载 本事与旁涉 直说与隐喻 口说的史料与著文的史料

(3)史料利用的显著改进
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 ? 陈寅恪:发挥宋贤的“长编考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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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 :校勘学、目录版本学、年代学、 史讳学、史源学

胡适:“历史演进的方法” ?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 傅斯年 著有《史学方法论》:一是在 王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做进一步推广, 特重比较法的运用。二是糅合中西语言 学传统,发明以新的历史语言门径治思 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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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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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第一册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文)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

代表人物:李大钊、郭沫若、吕 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 特点: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结 合

1、奠基(20年代)
李大钊《史学要论》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 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 李 达《现代社会学》

李大钊与《史学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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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 1919年: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 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 要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20年:“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 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 实是经济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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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 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 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史学思想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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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学的要义有三: 一是考察人事的变化,这是“今日史 学的第一要义”, 二是寻求证据以证明人事变化的真相, 这是“历史研究的特色”; 三是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要力 图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 应”。(《史学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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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运用

论文:《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 的反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 点》等。

2、形成(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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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沫若是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第一位大师 。 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重要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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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出中国历史也经历了原始社 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 制社会,未来当然是通向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社会,走着与世界其他国家相 同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道路。
第二,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资料(文 献的、甲骨文、金文等),对中国历 史发展阶段作了具体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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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振羽是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第二位大师 。

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 研究》
1936年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 社会》

第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 史研究。 ? 第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 ?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史家中最早提出西周 封建论 。 ?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奠基 和最初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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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步定型(30年代末至4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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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学术上的反映 毛泽东:“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 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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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金灿然发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 顾和展望》(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22日) : 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何在呢?那 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 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 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 的科学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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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研究的深入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 侯外庐《中国社会史导论》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
华 岗《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 成科学》 吴 泽《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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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分 六个部分: 绪论 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 历史的关联性 历史的实践性 历史的适应性 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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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研究体系的建立及其代表作 A、中国史研究体系的建立 1939年冬,毛泽东主持撰写《中国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中国史研究体系的基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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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吴泽《中国历史简编》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 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 许立群《中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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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本书的架构
分三编: 一是原始社会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 立——远古至秦 二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 到外族入侵——秦汉至南北朝 三是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 侵——隋的统一到鸦片战争

本书的创新点
与旧历史相比有五大不同: 一是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 二是按照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划分 照顾历史段落 三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成四个时期 四是突出阶级斗争 五是注意写生产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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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地位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辨证法的研究,到了 范文澜先生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 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范先生对 于中国旧学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辨 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 究,自然是最合适的了。这部书,对于史料, 除了正史以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 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 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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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创新点三: 一是“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 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过程来把握” 二是“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 断” 三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 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的 观点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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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中国古代、近代和专门史研究方 面的推进
A、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推进
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 尹达《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 郭沫若《殷周奴隶制度考》 、 《甲申三百 年祭》

B、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C、专门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思想史方面:
郭沫若的《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 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一是必须以文献学为基础,扎实做好史 料工作; 二是以社会史为基础,从社会经济制度 的变化上来探求“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 想发展关系何在”; 三是必须具体分析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 术语、概念及其理论观点,理清其特定涵义, 这样才能由表及里、由外部分析进入内部理 解,以历史地阐述各家各派的思想内涵、相 互关系及其演变轨迹。

民族史方面:
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
根据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用唯物史观考 察了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 哈萨克等10个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演进 的情况。

强烈建议阅读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 李大钊《史学要论》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导论》 ?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选读)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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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通识的史学名家

1941年1月,钱穆在成都写信给学生李埏时曾说:

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 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穆之此书(指 《国史大纲》),窃欲追步古人,重明中华史学, 所谓通天人之故,究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者。 (李埏《不自小斋文存》688页)

后来,钱穆的学生严耕望又说:
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 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 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 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 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 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 (严耕望《治史三书》262页)

钱 穆
高明

蒙 文 通
豪迈

张 荫 麟
天才

1990年1月,钱穆在临死前曾问严耕望:现 在学术界对于我治学的看法如何?严答曰:

三四十年前,考证派正盛,先生独持异议, 强调通识的治史方法,与时风迥异,所以当时虽 然一般社会人群与部分青年学人心向先生的论点, 但主流的史学界却似颇抗拒。现在潮流已有转变, 观点与方法论渐与先生接近。最近趋势,更强调 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治中国史,观点虽与先生不 同,但重视有系统的通识,却与先生路线暗合; 所以有不少讲思想史、讲方法论的青年学人对于 先生极为推崇。(《治史三书》279页)

钱穆与蒙文通的学术交往及论学共性 ——兼及张荫麟
1、钱、蒙二人的交往 一是20年代。苏州。“俯仰湖天,痛快难 言”。 二是30年代。北京。“生平惟一畅谈”、 “生平难得之夜”。 三是40年代。成都。 又:钱、张二人的交往 一是1934—1937年。北京。“煮鸡欢 谈”。 二是1938—1939年。昆明。“时相过 从,话很投机”。

2、钱、蒙二人的论学共性 ——兼及张荫麟 (1)在研究的气魄上,都主张立志高远,规模宏 大,力争做第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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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钱穆在散步时曾对严耕望说: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 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 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纵然在 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 第二流。”(《治史三书》249-250页)

一是反对天资说,崇尚意志论。他说: 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 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 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 又说: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 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一个人的意志 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 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 第二步,便吃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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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主张与古人相比。他说:

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 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 为要着!……要存心与古人比,不可与今人相较。 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 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 求精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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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说:

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 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 “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 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 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 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 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 个学术各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 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 (《蒙文通学记》2页)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 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 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 问要敢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 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
为学要能传世。历史上有过很多学者,不少 人被称为“闻名当世”的,但多数都不为后世所 知,其著作也不传。而有一些在当时并不为时所 重,而死后其名显著,如杜甫、章学诚。(《蒙 文通学记》)

再看张荫麟的志向与博学: 据他的好友贺麟说: 他立志做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 流的地位。(《我所认识的荫麟》)

他的好友谢幼伟又说: 张君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就是史学,国 学,哲学,社会学。对于这些科目,张君的成就, 都可和任何一门的专家相抗衡。(《张荫麟先生 言行录》)

(2)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

第一,在通与专的关系上,都强调通观达识, 在通的基础上求专。
钱穆的“以通驭专”。余英时说:

我从他(钱穆)的谈论中,逐渐领悟到中国 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 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这是“专”与“通”的大 问题。但是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 势接触以后,引起了许多有关如何沟通和融化的 困难,一时无法解决。……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的 独特“以通驭专”的道路。(《钱穆与中国文化》

一是通高于专(原则)。
1941年4月,钱穆在乐山的一个“江苏 省同乡会”上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时 说:

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 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 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 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 的书,不要随便乱读。……(《治史三书》242 页。参见190页)

二是专是必然(趋势)。 钱穆在1961年于香港一学术机构演讲“如 何研究通史”时就说:
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会通的意识),仍不 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 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 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 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11页)

他在1976年出版的《中国学术通义》第302页中 说得更明白:

今天的学问已是千门万户,一个人的聪明力 量,管不了那么多;因此我们再不能抱野心要当 教主,要在人文界作导师。所谓领导群伦,固是 有此一境界;但一学者,普通却也只能在某一方 面作贡献。学问不可能只有一条路,一方面,也 不可能由一人一手来包办,今天岂不说是民主时 代了吗?其实学问也是如此,也得民主,不可能 再希望产生一位大教主,高出侪辈,来领导一切。

三是专不忘通(意识)。 约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钱穆曾对李埏 指教说(大意):

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 重某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闭自封其中, 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 大成就。晚近世尚专,轻视通史之学,对青年 甚有害。……你有志宋史,但通史也决不可忽。 (《不自小斋文存》683页)

1953年,钱穆在指导余英时研究汉魏南北朝 社会经济史时,一再叮咛说: 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 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 发展配合不起来。(《钱穆与中国文化》15页)
1973年写信给严耕望说:

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 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 限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治史三书》266 页)

四是先通后专,通专结合(方法)。 1961年,钱穆说: 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 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 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 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 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 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正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 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页)

蒙文通的“通观之法”:

吕伯恭最为知古,但他言古必及今。陈 君举最为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必须通观, 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故必须搞通史。但又必 须在一段上有深入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 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要深入一段,最好选在 唐以后,因其史料较为丰富。(《蒙文通学 记》) 严耕望主张选宋代。

又说:

我很赞同搞古代史,但不能放弃现代。从来 没有只搞古代不搞现代或只搞现代不搞古代而成 功的史学家。……治史应专治一二时段,但通史 终不可忽。每一代有些问题还是要从通史中才能 求得解决,以免滞固不通。总的说来,学问是循 环往复的事。哲学和文学都不可忽,这对理解历 史是大有帮助的。乃至书画艺术之事应该都要留 心,不过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已。 (《蒙文通学
记》)

第二,在考据与义理上,都反对纯粹的考据,而 主张贯注思想和意义,主张有哲学的头脑。

1969年,钱穆曾说: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 当知先有一番意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 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 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中国历史研 究法· 序》)

当严耕望打算将新旧《唐书》彻底整理一番 时,钱穆耐心地说:

这样做下去“必将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其功 将过于王先谦之于两《汉书》”。但是,“把一 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 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 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表自己的心得,这样较为 灵活有意义。”(《治史三书》256页)

蒙文通 “以观子者观史”的方法(宋儒吕祖 谦之法):
我从前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 道什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治经治史,方法、 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人始终不免以清人治经 之法治史,就是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破 碎,全无贯通之识,这远不如以治诸子之法治史 学。……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 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蒙文通学记》,第38 页)

蒙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时讲到:

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诸子之法读史, 这样才能抓得到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 (胡昭曦《谆谆教导,受用终生——缅怀文通 师》,载《蒙文通教授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纪 念册》)

又说:

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 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 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 外还有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 都在讲哲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 际。(《蒙文通学记》第6页)

附说张荫麟融哲学于史学的思路。
他在1933年3月致友人张其昀(晓峰)的信 中说:

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 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 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得明人事之理法。

张的好友谢幼伟在《张荫麟先生之哲学》和 《张荫麟先生言行录》二文中盛赞张氏的哲学造 诣,并说:
“张荫麟先生是我国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也 是杰出的哲人。” 张是“以哲学为基础的考据家”,“治史学 而不兼治哲学,这是一种缺陷”。

钱穆在《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 —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一文中谈到新史学 家的条件时列举了四项,其中一条就是: 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 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
最后又说: 常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 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 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 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熊十力在《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一 文中说:

吾国古之治哲学者,必精史学。宣圣开千 古哲学之宗,而亦千古史家之大祖。司马谈父 子,本史家,而论六家旨要。则又深于哲学 矣。……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

李大钊说:

治史学的人,临事遇物,常好迟疑审顾,且 往往为琐屑末节所拘,不能达观其大者远者,这 不能不说是随着史学研究发生的弊害。但若稍窥 哲学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哲学的通识达观药 之,稍一注意,即能避免。(《史学要论》)

第三,都重视历史发展的变化处。
钱穆在1961年于香港一学术机构演讲时说:

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 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 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 小……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 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 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中国历史研究法》)

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又说:

余每治一项学问,每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 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 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 阐其演变之相承。(《师友杂忆》)

可以其《国史大纲》为例。

蒙文通也很注意明变,他说: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 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 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 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 史发展说个大概。( 《蒙文通学记》)
举例:《中国史学史》、《中国历代农产量 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

(3)在研究的归宿上,都强调做人的重要性。 钱穆曾对严耕望说: 你们努力为学,平日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 望你们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 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 要热情,勇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治 史三书》) 又说: “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并举出 宋儒陆九渊所云:“不识一字,已可还我堂堂地 做个人。” (《中国历史研究法》)

1943年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散步时,曾对李 埏说:

学史致用有两方面,一是为己,二是为人。 为己的意思就是要自己受用。若不能受用,对自 己的修养毫无作用,那何必学呢?为人就是为国 家、为社会。……近世史学界崇尚考订,不少学 者孜孜矻矻(ku)。今日考这一事,明日考那一 事,至于为何而考,则不暇问。这种风气,宋时 朱子已批评过。你们决不宜盲目相从,只窥一斑, 不睹全豹;要识其大者。(《不自小斋文存》 691-692页)

严耕望对钱先生这些提法很有体会,他在论 及钱的学问时曾说:
我所体验到的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是既要 精深,也要博通,而基本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 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始能真正达到此一境界。 (《治史三书》)

蒙先生对做人问题也很强调,他说:

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 堂地做个人。又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若不 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是遗其大而言其 细……不管做哪门学问,都应体会象山这层意思。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 成就。
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学知识,而要当作 学道理,读时应顺着书所说去体会其道理。 ( (《蒙文通学记》)

强烈建议阅读
钱穆《师友杂忆》、 《中国历史研究法》 ? 严耕望《治史三书》(《怎样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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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 ? 蒙默 编《蒙文通学记》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蒙文通先生诞 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 周忱 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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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史学的曲折(建国至文革)

这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时代。可以1957年为 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邓小平讲:“1957年以 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 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种错误, “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 纲”。

(一)唯物史观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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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今天要 研究中国的历史或从事地下的发掘,不掌握着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
翦伯赞也认为:“一个史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 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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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郭在中国史学会成立时讲话,描述 当时史学界初步转变方向的六大表现时,第一条 即是:“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唯 心史观转向新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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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刘大年在总结中国历史学的现状时曾说: “许多人由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 为学习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

(二)“五朵金花”盛开
一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西周封建论者: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 徐中舒等; 战国封建论者:郭沫若、白寿彝、田昌五等; 魏晋封建论者: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
另有:春秋封建说、秦朝封建说、西汉封建 说、东汉封建说等。

二是封建土地制度问题。 土地国有制为主导:侯外庐、韩国磐等; 土地私有制为主:胡如雷等; 国有私有并存:李埏等; 前期国有为主、后期私有为主:华山、高 敏等。

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起因是1954年学界对《红楼梦》的讨论。分 歧很大,仅何时开始就有唐代说、宋代说、元代 说和明清说等,至于发展程度和出现的部门等问 题,分歧更大。

四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 1978年,关注当代世界史学主要趋势的英国 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在中国历史学著作和 研究的最显著特征,至少从1955年以后,在于对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关注。……评 价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 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强调毛泽东所说的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 ‘动力’。”“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中国 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上的推动 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 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17—222页)

五是汉民族形成问题。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史学家格· 叶菲写有 《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认为“中国民族曾具有 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 它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 范文澜:形成于秦汉说。 另:形成于明代说、鸦片战争后说等。

(三)研究成绩喜人

一是史料建设成果卓著。 开展《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古籍的 校点出版。 对档案材料和其他史料进行整理汇集、编撰、 出版。如《明清史料》(10册)、《中国通史参 考资料》(古代,8册)、《唐宋史料笔记丛 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 丛刊》等多种;近代史方面有《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 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现代史方面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中国革命 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和 《中国现代史补充参考资料》等。

二是通史和断代史著作。

通史方面: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 (修订本),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 主编《中国史纲要》,吕振羽修订的《简明中国 通史》等。
断代史方面:杨宽《战国史》,唐长孺《魏 晋南北史论丛》、李洵《明清史》等等。

三是世界史研究的开创。
建国前几乎是空白,有关论著寥若晨星。建 国后迅速起步,逐步发展。通史、断代史、区域 史和国别史等各种研究全面铺开,最重要的突破 是改变了以往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史 观,对以往世界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亚、非、 拉等地区的历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在当时极有 影响的权威性著作是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 廑主编的《世界通史》。

(四)教训至为深刻
一是对指导思想的理解简单化、公式化和教 条化的现象严重。 A、研究方法的排他性、一元化色彩严重。 B、误认为很多东西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属 于唯物史观。

二是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的现象 严重,历史学的独立性丧失了。
毛泽东:“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 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 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 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文化、历史学的独立性丧失了。这种情况在 战争、革命年代是必要的,但和平、建设时代就 不行,危害巨大。

1929年,陈寅恪书王国维纪念碑铭: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 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3年,陈寅恪在拒绝北上的回信中说:

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 独立的精神。

强烈建议阅读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序) ?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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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史学的大发展(文革以后)

(一)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第一,去政治化。 大致说来,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史学和政治的 关系还比较密切,学术社会和政治社会共用一套术语, 史学工作者显示政治热情、政治家干预史学研究,这两 个方面都还比较严重,所谓“精神污染”、“资产阶级 自由化”、“防左”、“反右”,都对史学界产生了影 响,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89年达到最高。进入90年 代逐渐松弛下来,90年代中期以后就基本上各自说话, 史学讨论基本上限制在学术的层面。

这里可以用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发生的两件事情为 例子。 80年代初,关于“回到乾嘉去”的思潮的批判。 90年代中期。1994年在“国学”兴起时,有人很警 觉。

另外:以前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史学论著 纷纷重新出版发行,有关研究大量开展起来。如陈寅恪、 张荫麟等等。特别是出现“陈寅恪热”现象。 以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神圣不可动摇的史学观点 受到质疑,如它的历史理论即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历 史发展的动力论、历史的创造者等问题。 以前的政治禁区也被开掘出来。如国民党的抗战, 如紧跟国民党的一些史学家的论著,如胡适、傅斯年等。

第二,开放多元。 最先是打开国门,大量介绍和初步运用各种海外的、 特别是西方的史学,也包括前苏联的史学理论,并开放 讨论空间。 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很多: 有的是接着以前讲(如所谓“回到六十年代初去”、 “回到乾嘉去”、“回到马克思去”的思潮,所谈论的 如历史创造者是谁、历史动力论等问题); 有的完全是在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新出现 的,如系统论(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跨 学科研究方法等; 之后“跨学科研究”(科际整合),特别是历史学 的社会科学化成为主导,延绵至今。

其次是逐渐融入国际史学的主流,及时学习和运用 西方正在流行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进行学科整合的 研究。现在基本上形成“史无定法”的局面。

推荐阅读:黄宽重、刁培俊《历史教学》2006年第4、 5两期的一篇文章:由刁培俊先生采写的《学科整合、 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 者黄宽重先生访谈录》(《历史教学》2006年第4、5两 期)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 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关于“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历史 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3期)说: “我主张‘史无定法’。研究经济史,惟一根据是 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 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 宜的方法,进行研究。不同问题可用不同的方法;同一 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 “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 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 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 是太老了,必须放弃。”

(二)史学研究的具体成就
第一,中国通史的编纂。 一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 的,比如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 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 纲要》。 二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的,有名的: 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及其《续编》、 主编的《中国通史》,朱绍侯的《中国古 代史》、张传玺的《中国古代史纲》、樊 树志的《国史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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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200 万字(1989至1999年全部出齐)。这套书 很有特点: 一是全书的基本宗旨是牢牢把握中国 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史 这个总趋势; 二是创立了一种新的综合体:除第一 卷“导论”、第二卷“远古时代”以外, 从第三卷起,每一卷都分为四编:甲编序 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

第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一是文明起源和文明历史的问题。 苏秉琦主张中国远古文明是多元的、多根系 的,见《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 唐兰认为中国有六千年文明史。见《大汶口 文化讨论文集》。

二是断代史方面。
(1)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他主张“走出疑古时代”,所著《东周与 秦代文明》体现了很高的水平; (2)戴逸主持的“清史工程”。 (3)我们学院在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 和宋史(及西夏史)方面的传统优势及现 状。本系在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 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取得博士 后流动站。

三是古籍整理。
1981年9月,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 的指示》的文件; 1982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 议; 1983年9月成立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员会,一些学校开始成立古籍整理研究 所。 本校古籍所成立,《全宋文》360册,《儒 藏》100册(已出)、《宋集珍本丛刊》108 册,等等。

第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这是近20多年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取得了重 大进展。 一是体系问题(含近代史的下限问题),一 般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史的 基本线索。 二是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茅海建的《天朝 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罗尔纲、王庆成 的“太平天国研究”、章开沅、金冲及的“辛亥 革命研究”、隗瀛涛先生的“四川保路运动研 究”、王庭科先生的“红军长征史研究”。

第四,专门史研究。这是90年代形成的学科 门类。从实际研究上看,那当然更早。以前是政 治史(上层)、经济史为主,80年代以后转向以 社会史(下层)和文化史为主。 一是社会史。内容非常多,包括人口史(含 移民史)、妇女史、家族婚姻、社团社区、社会 生活(饮食、服饰、丧葬、民俗)、宗教活动、 病态史(如赌博、毒品、卖淫嫖娼、袍哥土匪等 等)、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障、医疗史、天文社会 史等等。

二是思想史、学术史。 非常有影响的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 从仅仅关注精英层到关注包括精英和普通民众的 更大范围、更能包融“全体国民”的思想史。罗 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王泛森的《中国近 代思想的谱系》。 余英时最近得到美国一个大奖:美国国会图

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另: 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现在很热。

三是民族史。一个趋势就是加强了人类学理 论和方法的运用。“民族”概念:“种族”?费 孝通的说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藏彝走 廊说。川大“中国藏学研究所”(基地)、“南 亚与中国藏区研究”(985平台)。 四是宗教史。 五是城市史。 六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七是历史地理研究。

第五,世界史研究。
一是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吴于廑做出了最 重要的贡献,主张:世界史“不是一门中国域外 史,也不是包容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 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 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 述”。一句话:世界史研究和说明的主题应是 “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中国大百 科全书· 外国历史卷》“世界历史”条)。

二是主要成果。 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三编六 卷,1995年出齐)是最重要的收获。 结合我们学院,介绍非洲史、苏联史、美国 史、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地理大发现(张箭老 师)。

强烈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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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宽重、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 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 录》,《历史教学》2006年第4、5期。 2、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 大学出版社,2000年。 3、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见《20世 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 出版社,2001年。 4、许冠三:《正在寻求自我的本土史学》,见《新史 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

尾论:最近史学的趋势 ——后现代史学

美籍华裔学者王晴佳说:“要想介绍后现代 主义史学,却实在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这里有 两个原因。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各个方 面都冲击了西方现代文化,很难将后现代主义在 历史学领域的影响作一简单概括,因为后现代主 义的内涵及其外延都十分模糊。其次,虽然当代 不少西方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后现代主 义的影响,却没有多少人会公开承认自己是后现 代主义史学家。”(《后现代与历史学》134页)

王晴佳

古伟瀛

二 0 0 三 年 版

二 0 0 六 年 版

(一)后现代史学名著举例: 《怀柔远人》
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著《怀柔远人——马嘎 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北卡罗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6年11月来四川大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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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亚游都江堰 ↓



↑ 何伟亚与历史文化 学院师生座谈

1、《怀柔远人》的出版及其影响:

1995年由美国的杜克大学出版; 1997年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奖(最 佳著作奖); 1997到1998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 上,相继刊登了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 艾尔曼(Benjamin Elman)、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张隆溪、葛剑雄、罗志田等人的文章, 讨论此书; 1999年,大陆的《读书》与《历史研究》上 又分别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和四川大学罗 志田的两篇讨论文章。

2、《怀柔远人》的内容特色: 关于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问题的 通常看法是:这一事件表现了乾隆及清政府自视 天下中心的高傲自大、拒绝外来文化的态度,漠 视西方的冲击,继续闭关锁国,导致了近代中国 的衰落和中国后来的历史趋向。 代表性的著作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 门》:乾隆帝“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 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就显得 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给中国社 会种下了日后沦为半殖民地的祸因。” 他反复 强调:这是一种“现代”眼光。

何伟亚则以“后现代”的眼光,宣称“要动 摇史料(史实)与解释之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关系”,认为上述看法具有殖民主义色彩, 是前人的偏见,带有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和意识 形态。近代中国的衰落和历史走向不应该由清朝 皇帝和政府负责;中华帝国后来的没落,是西方 侵略和殖民的结果。 全书的主要论点就是:“清朝并非维持僵硬 不化的世界中心的天朝心态,清朝事实上是接受 并承认多元的领导,只不过满族皇室是最高的君 主,英国反而有高高在上的霸权心态。”

(二)后现代主义的缘起及特色
古伟瀛教授说:“如果想对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定义,就是表 示对后现代主义不够了解。因为后现代主义只是对现代各种现象 的一种反应,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定义,因为此主义的本质就不 让人有具体的、讲得清楚的定义。”(《后现代与历史学》245 页)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挂 帅、科学崇拜的反对,对直线形历史的怀疑;对现代化所造成的 问题的反省及超越。 它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真正在西方 思想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 就其影响的范围来看,经过了一个从艺术到建筑,再到语言 学、文学和哲学,最后到科学和史学的过程,表现的是一个由点 及面的现象。从目前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涵盖面几乎包括了当代 文化的各个方面。

美国文学批评家依哈布· 哈山(Ihab Hassan):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讲究形式 反对形式 中心突出 漫无中心 目的明确 随心所欲 类别清楚 皆是文本 /界限分明 /文本交叉 刻意规划 随遇而安 阅读理解 边读边解 等级森严 无法无天 叙述清晰 有头无尾 艺术对象 临场发挥 深入透彻 肤浅表面 /作品完整 /随时创造 客观对待 参与其间 上帝之父 鬼魂之灵 一统天下 四分五裂 铁的规律 随时变化 超越经验 瞬时即逝 因果关系 文本不同

古伟瀛教授归纳出后现代主义的11种特色: 不讲民族主义; 研究器物; 重视弱势群体; 重视地方,不重视同质性; 重视权力关系之转移; 反统合; 反目的论; 反乌托邦,反同一,尊重多元,主张去除中心论; 应将思考先归零,使事物之间原有的族群类似性消 失,重新观察彼此之间的区隔及差异; 降低作者的重要性,以文本彼此互涉的概念来取代 以往对作者原创性的标榜; 反省纳粹,对共同价值及意义感到怀疑。

(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 冲击和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首先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1、标志性事情
Hayden White

美国学者海登· 怀特 (1928—)1973年出版的《元史 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 (Metahistory:The Histou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urope)。

《元史学》以19世纪的四位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 维尔和布克哈特)和四位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 齐)为例,指出历史学家所写的和哲学家所写的没有什么不同; 文学和史学也无本质上的差异,历史并不比文学更客观,事实与 虚构没有不同;历史写作和文学一样,都需要想象才能完成。 自此之后,西方传统的历史基本理念如历史的客观性、历史 的真实性、历史的因果关系等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和责 难。

后历 现史 代叙 事 学

形 式 的 内 容

2、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冲击的表现 一是后现代主义攻击普遍理性,直接质疑了 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试图在历史演变中寻求 规律或通则的企图(反对宏大的叙述、直线形的 历史)、探求历史真相的信心和热情。

现代史学运用科学理性,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发现和描述历史运动的规律(即宏大叙述); 二是审慎地处理史料,检查其真伪,建立所谓 “科学史学”。

二是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的思维模式,认为 那种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说理、论证的做法已经不 再为时人所采用,取而代之是用多变的色彩、强 烈的感觉变化、没有逻辑联系的影像组合来达致 一种突兀、奇特的印象,由此来传达信息,获得 传播的效果。因此,历史学家那种用叙述的方式, 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做法,就不再受人青睐, 而隐含在这种叙述方式背后的历史演化进步的观 念,也随之而被抛弃了。

三是后现代主义者还对现代人对语言的认识 加以修正。 他们认为,语言在表达思想上有其 局限,因此历史学家想通过文字来如实描述过去, 就显得有点痴心妄想。历史学家的著述(文本), 必然受到语言的控制;历史著作无法表现真实的 历史。 相关链接:1900年第一次世界历史学家 大会,法国史家莫诺说: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 的近似推论、无用的体系和什么理论,它们看上 去堂而皇之,其实徒有其表,只是骗人的道德教 条;我们要事实、要事实、要事实……我们要真 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我们一概不要。

3、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后现代史学越来越猛的 攻势,一些史家对之作出强烈反映。 如美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英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等杂志就“历 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举行过讨论。 许多学者还专门写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有名的如 美国三位历史学家合写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Hisory)、理查德· 艾文思(Richard Evens)《为历史辩护》(In Defense of History)、澳 大利亚学者Keith Windschuttle的《谋杀历史》(The Killing of History)。

《谋杀历史》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极其 危险的思潮,发展下去就会彻底取消历史。他说: “我之所以用‘谋杀’这一词,是因为现在有一 种十分有害并且渐成气候的倾向”,而许多历史 学家却只知道沉浸于自己的研究中,对理论不加 重视,没有感觉到危险。

后现代主义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有的 走上了“语言决定论”的道路,甚至根本否认或 割断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使语言变成了与事 实毫无关系的独立物。从而否认历史的真相,认 为史家所建构的过去并非真相(真正的历史), 而只是用语言组成的自以为真相的东西(文本)。

其负面影响十分严重。从政治上看,由于否 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否定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 能力,客观上就为各种政治野心家或军国主义者 否认甚至篡改历史提供了方便。
从学术上看,由于一切都是相对的,史学不 可能求真,那么史家为求真付出的劳动就成为徒 劳,没有价值;而且历史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就失 去了作用,著作之间的好坏高下也不复存在,史 学界的思想混乱势不可免。

(四)后现代主义对 当今史学的正面影响
对后现代史学应当采取一种开放多元(这正是后现 代主义所强调的)的立场,接受其有益的影响。 一是在观念上,抛弃一元论、中心论(有助于打破 西方中心论、西方的话语霸权),对非理性(如心理作 用、精神分析、情感世界等)更为重视,对认识历史真 相的能力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史家的主观偏见尽量缩 小),对史料的选择及批判也更为慎重,对语言的主观 性更为看重。(如史料的原始与二手的分类问题,即什 么才是原始资料?史料的范围,特别重视非文字的、具 有象征意义的东西。)

二是在选题上,更加重视传统主流史学忽视 的领域,如女性、下层、乡村、社会生活、民间 信仰、少数民族,等等。这些都使史学研究的领 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三是在方式上,不喜欢宏大、简单的线性描 述(所谓“宏大叙述”),而是注重复合、交叉 式的陈述与分析(合力说、互动论、纠结法)。 后现代反对因果论、决定论。

强烈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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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第三讲《后现代 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三联书店,2005 年。 2、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 出版社,2003年、2006年。 3、(英)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江政宽译: 《后现代历史学:从卡耳和艾尔顿到罗狄与怀特》,台 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 4、(美)海登· 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 欧洲的历史想像》(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年。 5、(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 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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