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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

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思想家, 他一生清廉正直, 被毛泽东誉为“学 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 3 次婚姻,这 3 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 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 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 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 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 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 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 年, 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 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 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 33 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

蔡元培和黄仲玉

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 毫写 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 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 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 工笔画,线 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 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 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 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 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 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 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 4 年 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 4 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 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 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 22 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 54 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 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这时一个 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 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 33 岁还 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 22 岁。 1923 年 7 月 10 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 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 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 留取心痕永不磨”。 1940 年 3 月 5 日,也就是离周峻 50 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 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 1916 年,学校面 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 1500 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 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 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 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 1916 年 12 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

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可以说这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们最成功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 西太后发动政变,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像棵独苗一样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 太后自有她的打算,她要把大学堂带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她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 杀了锐意革新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 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这时学校的主要部分为仕学院,专招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入学,校 内官僚习气极为严重。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 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 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好多教员是政府的官员,拿干薪挂名或者靠发老讲义混日子。学生们也把进北京大学作为升官的跳板, 学生不好学,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有钱的则带着听差入校,上课铃一响, 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教师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更有一帮纨绔子弟,搞了一个“探艳团”,校内一片 乌烟瘴气,正气得不到扶持,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虽然曾经整顿过,但“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 1917年,等待蔡元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二 这年冬天,一个飘雪的傍晚,蔡元培只身来到北京,他第一个去拜访的,就是老朋友———新文化运 动领袖陈独秀。他把陈独秀拉到著名的致美斋,成功地劝服了这位新学领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一开始并不愿意去北大当教书匠,因为他想一心一意搞《新青年》 ,但是很快,就被蔡元培的诚 意打败了,他不仅一口答应,还当下就把《新青年》迁到了北大。从此两个人并肩奋斗,北大也由此迈上 了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蔡元培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 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马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 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 要从根本上改革北大,必须要有思想上的开放性,必须具有创新的精神,同时还应有宽广的胸怀,开阔的 视野,兼容众家之长。蔡元培有容人的雅量,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 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同时他还聘请了年仅24岁,中学毕业、自学成材的梁漱溟,留任 了一批顽固守旧但学有专长的旧派人士如刘师培、辜鸿铭等等。这些举措都需要超人的胆量,必须顶着巨 大的压力。1918年的时候全校统计有教员二百多人,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陈独秀不满四 十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刘文典、胡适28岁,这批中坚力量正是北大欣欣

向荣的原因所在。 谈到这里,我们这里必须用大篇幅来介绍两个人物,辜鸿铭和刘师培。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福建省同安人,他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搞笑的人物了。他是 一个前清遗老,彻底的守旧派。脑后一根细细的灰色发辫,拖得很长。虽然其貌不扬,但在近代中国,特 别是二三十年代,论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影响,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辜鸿铭,尤其在语言方面,他堪称一代 天才。除了汉语和马来语,他还精通德、英、法、意、日、俄和希腊文、拉丁文,甚至比起当时有些在北 京的洋人教员还高明很多。曾有一个故事说他把英文报纸倒过来看,惹得周围的英国佬们大笑不止。这时 辜鸿铭把报纸一收,用一口纯正无比的英语说:“英语这东西太简单了,不倒着看还真没什么意思。”当下 把英国佬们震得目瞪口呆。辜鸿铭不仅外文好,而且还是“儒学权威”,曾将《论语》 、 《中庸》等书译成西 文,并撰写过《中国文化之精神》(即《春秋大义》)等书,一时震撼了西方学界。 蔡元培并不赞同辜鸿铭的观点和做法,但他从来没有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反对过。他曾经说在中国这样 羸弱的时代,国人大都没有个性、没有脾气、没有创见,温顺得像一只绵羊。与其这样,倒不如多出几个 狂妄的辜鸿铭,让世界刮目相看! 至于刘师培则更是旧学的代表。他出身书香门第,20岁时就被称为“神童”,写出了著名的维新文字 《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 ,名震学界,与章太炎齐名,成为少年国学大师。然而,他后来为了一点蝇头 小利,倒向了袁世凯,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袁世凯一倒台,这位昔日的大师便身败名裂,为世人所不 齿。但是他的旧学才华数十年来却无出其右者。蔡元培并不求全责备,力排众议将他聘为北大教授。 但是这样兼容并包的改革一开始并不成功,而且备受非议。改革后的北大一度不伦不类,上课时洋相 百出。这位拖辫子的辜鸿铭,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史时,还有一位仆人在课堂上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 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时不时还从怀里掏出花生、糖果之类,大吃起来。下面 学生也一会儿干着急,一会儿被逗得大笑。新派学者开始用崭新的思路讲课时,也是举步维艰。胡适从美 国归国,任北大教授,他的前三板斧就失败之极。他讲哲学史,跳过夏、商,直接从周开始讲起,这与中 国传统学说大相径庭,以至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课堂上只剩班长一个人了。班长是个老实人,当胡 博士问他为什么不走时,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我如果再走了,就没有人给先生解围了。”听闻此 言,胡适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蔡元培并不在乎辜鸿铭放荡和守旧的性格,也不苛责刘师培卖身于国贼的过去,他所欣赏的是二者出 众的才华,他更给了新派学者充分的时间来表现自己,在讲坛上证实自己。这样,新旧两派学者在三尺讲 坛上各施所长,相互竞争,学术氛围顿时活跃起来。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 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

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 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 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 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 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 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 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1912 年 1 月 5 日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 4 月 20 日又北上担任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 1912 年 2 月 8 日,他在《临时政府公报》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旋改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共和时代的 教育理念。但在政局纷乱的时代背景下,要把这套超越政治的教育理念从纸上落实到现实之中,却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从 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蔡元培的教育新政也存在着一些疏漏乃至于失误。其中最大的疏失,就是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将其并入 少数几所大学的预科。蔡元培等人改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与大学相衔接,二是要集中教育资源。但当时中国的大学 屈指可数,师资力量也不充足,根本不可能接纳高等学堂的所有生源。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对高等教育 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除废止各省的高等学堂外,蔡元培还曾经做过停办北京大学的错误决定。时任北大校长的严复率先起 而反对,撰就《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等文,与教育部据理力争,北大各科学生也纷纷联名发表各种说帖,表示反对 和抗议。教育部不得已取消了停办北大之议。 1916 年 7 月 12 日,范源濂受命任教育总长,他于 8 月 26 日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蔡元培就任以后,在北 大强势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他的革新措施首先体现在人事方面。蔡元培接受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盛邀《新青年》主 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既不是北大专任教员,也没有相应的学历,如果按照既定程序和标准来挑选文科学长, 无论如何也不会轮到他。所以,蔡元培先是让教育部出面发公函提出北大文科学长人事任免问题,为自己更换学长人选提供 合法性依据,然后再越过相关程序,单独提出陈独秀这个人选,让教育部为其背书。1 月 11 日,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请派陈 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份。而事实上,据今人考证,这份履历中的学历和教育资历基本上都是编造的。 不过,它的目的并不像考证者所说,是为了“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是要给北大教职员工一个虚假的交代。所以,尽管教育 部在 1 月 13 日即发布第三号令通过了对陈独秀的任命,北大内部对这个文科学长人选却一直存在着争议。

作为一个强势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对人事布局有着很深的考量。在 1917 年 1 月 18 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他提出了从 人事方面整顿北大的构想:“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 家, 一面教授, 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 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救第二弊, 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 以整饬学风。” 为此,他在任职后的第一年里,首先对专任教师队伍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和调整,其中以文科教授增补为多。由于蔡元培延 聘的这些文化人,在思想倾向上多有区别,过去人们往往以为他对新旧思想人物都是兼容并蓄的。但事实上,蔡元培的用人 是有新旧之分的,这在他 1917 年 8 月份写给留法同人的一封信中表露得相当直白。信中说:“北京大学拟新设法文学、哲学、 美学诸座, 请法国方面职员为留意数人, 其资格如下: (一) 新党; (二) 文学博士; (A)自然派文学(Natu-tatisme); (B)Comte 派及 Geyan 派哲学;( C)Bergson 派哲学;(D)长于美学及美术史、兼谙悉美术馆之组织;(三)性情温和;(四)热心教 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可见他在思想上对“新党”有着特殊的偏好,而对“守旧派”则是相当排斥的。 除了对教职员进行吐故纳新之外,蔡元培还很注重对议事和管理机构的人事调整。鉴于评议会在学校决策中的重要性, 蔡元培在上任两个月后,就以首届评议会成立“事隔两年,已逾改选之期,且旧选各员且有离校者”为由,决定改选一次。评 议会成员大多系北大旧人,其中有些人与蔡元培的革新思路并不合拍,改选刚过半年,蔡元培又对评议会进行了改选,把支 持他的章士钊、胡适、沈尹默都安插到了评议会。 蔡元培在任职后不久,还对北大学科体制作了重大变更。其主要内容为: (一)改革预科; (二)扩张文、理两科; (三) 将商科归并到法科;(四)停办法科和工科,将其归并到北洋大学。预科含有半独立性质,有不服从北大校方统一管理的嫌 疑,这是他要对预科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另外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与注重应用的专门学校有本质 区别。“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且“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 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遍设各科,而又加设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不各择适宜之 地点”。所以,他认为北京大学应该专门办文、理两科,而把其他各科转到别的学校,或者成为单科性质的大学。对此,工科、 法科师生都是极力反对的。但蔡允许法科留在北大,而对工科却不留余地,决意要将其归并到北洋大学,这一方面固然是为 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却也不无清除前任校长胡仁源工科班底的嫌疑。更直接的是,他在接任北大校长后,为了消除 前任的影响力,当即由教育部出面委派胡仁源前赴美国调查专门以上学校事宜。虽然胡因各种原因并未赴美,蔡元培仍然将

胡原任的工科学长一职交由理科学长夏元瑮暂代。这显然是为了防止胡仁源利用学长职务带头妨碍他的改制新政。 基于“思想自由之通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蔡元培不但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说”、“宣布各方面之意 见”,对于北大师生创办的一些提倡新文化的刊物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1919 年 2、3 月间,被《新青年》一派当作“桐城 谬种”加以批判的林纾,给蔡元培写了一份公开信,攻击《新青年》编辑部中人以“废古书”为“行用土语”张目,颠覆了传统的 道德和文化秩序。对此,蔡元培以一校之长的身份,在 3 月 18 日撰写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回应林纾对北大 的指责,并从兼容并包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对于大学的基本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 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 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从理论上来看,蔡元培的这两种主张都是言之成理的,但就事实层面来看,在实现兼容并包的方针时,蔡元培并不是不 偏不倚的,而是多有偏重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新文学,批判旧文学,主张废文言而代兴白话,有的甚至主张废除汉文 而代之以世界语,这种极端反传统的立场显然是与章太炎等人主张保存国粹以激发民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因此,包括章太 炎在内的许多“老新党”,对于他们的主张都是颇不以为然的。 1918 年 2 月 6 日写给吴承仕的信中,章太炎称:“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这就把矛 头直接指向了以兼容并包自许的蔡元培。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在一篇文章中讽刺新文学派“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另 据周作人回忆:“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 号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正因为这样,后人才把黄季刚 1919 年 9 月从北大的去职与蔡元培联系 在一起。这时,北大已成为全国新知识界的思想中心和舆论中心,但其学术影响却并不如人意,这与那些反对蔡元培革新措 施的各科学者(包括工科、法科的新派学者和文科的旧派学者)的边缘化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蔡元培在北大时期的作为而论,足以说明兼容并包之不易、理想人格之不可恃。如果再联系到蔡元培在政治上的表 现,尤其是 1927 年在国民党“清党”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就会明白,蔡元培在与自身利益和权力直接相关的派系斗争中,并 不是一个真正能“容忍异己”的人。如果把蔡元培作为一个个案,以蔡元培为中心,对多元背景下的包容之道进行考察,那么, 我们就会发现:在多元价值冲突、利益纷争的现代社会背景下,除了思想上的包容和人格上的客人之量以外,还必须建立一

种可以容纳、协调和整合彼此之间有着各种矛盾的各个不问利益主体的社会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项义华: 《“兼容并包”理念与现实——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北大改革》, 舒建军、武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 年第 2 期 )

1916 年 9 月 1 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 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教育史。

北大曾经的腐败

这个范源濂,在 1912 年,当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曾聘他出任教育部次长。因为范 源濂并不属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因此蔡的邀请在国民党内引起一些反对之声,但蔡元培坚持己见,说: “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不想,四年以后,两人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这回是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来邀请蔡元培了。

以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计,当时北京大学建校仅仅 18 年。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硕 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但是,1916 年时的北大,虽然 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 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 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 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 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 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 1919 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 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

蔡元培 1 月 4 日到北大上任,1 月 11 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 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 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 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 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 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 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 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 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当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学生多出 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只为升官发财。那时在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的风气。十个气味相投的 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 “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 10 人分摊。

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一些有钱 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妓院云集的“八大胡同”。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 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依然严重。 1916 年 12 月 26 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 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 ,为“民主”与“科学”鼓与呼,早已名 动大江南北。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经常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 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即可。最初,陈独秀不 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就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 蔡元培的真诚感动,接受了邀请。 北大开教务会议时,有讲英文的旧习。蔡元培规定开教务会议时一律用中文。开始时,外国教授表示反对 ——“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便 是中国话?”外国教授无以对答。从那时起,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中文,不再用英文。

1922 年 10 月,由于北洋政府屡屡拖欠教育经费,各大学财政状况大多不理想,而讲义印刷需要费用, 以北大为例,此项开支便“岁达一万余元”。为此,北大评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 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此举未能得到学生理解,迅速升级为学生抵制学校决定的“讲义风波”。数 百学生集合示威,要求学校收回成命。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 理睬,甚至涌进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一改往日的温良,在红楼门口挥拳作 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见此纷纷后退。后来,蔡元培还对那些来势汹汹的学生 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最后,风潮由胡适调停 解决。

蔡元培一直希望教育独立,脱离政治,他最不能容忍官僚政客对教育的百般干扰,甚至不惜辞职以抗争。 为此,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期间,在校时间少而离校时间多,但北大校务却并没有因此而陷于停顿。后来, 很过人都把这归因于蔡元培在北大确定的评议会以及教授会等制度和政策。 辞职二十四次 蔡元培在北大七进七退 提起蔡元培,人们一般都会想到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有人称蔡元培为“北大之 父”。蔡元培是名至实归,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

蔡元培从 51 岁出任北大校长到 61 岁最后卸任,共在任十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五年,期间他曾 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有人曾做过统计,说蔡元培一生辞职了 24 次。蔡元培为何在北大就辞职了七次呢? 我们先来看看蔡元培在北大的辞职表: 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开始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17 年 7 月 3 日,蔡元培热情洋溢的就职演 说词还回旋在北大的学子的耳边,但为了抗议张勋复辟,蔡元培就向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递交了辞职书。

“张勋复辟”的闹剧仅 12 天就结束了,蔡元培于当月 23 日回北大。这是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 年 5 月 22 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提出辞呈。这是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被北洋政府抓捕。蔡元培四处奔走要求释放,5 月 7 日,学生终于被放出,蔡元培于次日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并于 5 月 9 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 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 5 月 13 日齐上辞呈。北洋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 蔡元培辞职未成。这是蔡元培第三次辞职。

1919 年 12 月 31 日,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务。当时北大教职员工因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 务,蔡元培辞职。

1922 年 10 月 19 日,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有人说这是蔡元培最为坚决的一次辞职,当时北大 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据蒋梦麟回忆说,当时蔡元培很生气,说“我和你们决斗”。 甚至蔡元培还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最后, 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1923 年 1 月 17 日,蔡元培第六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因曾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 罗文干被冤枉逮捕。当时有人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罗文干被捕后,司法机关因为查无证据宣布无罪释放 罗文干,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

蔡元培了解罗文干的为人,为抗议北洋政府的这种做法,蔡元培愤然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

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著名的《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说“耳目所及,举 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 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 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 蔡元培这次辞职反响很大,舆论强烈,不仅教员和学生挽留,最后连总统黎元洪也出面挽留,但蔡元 培仍不回校,让蒋梦麟代理校长,北洋政府也不免他的职。倒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因为蔡元培的辞职丢了乌 纱帽,因此而下台了。

1926 年 7 月 8 日,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务,仍没有获准,但他也没再回到北大。直到 1927 年 7 月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十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都换了五任,内阁总理换了三十次,蔡元培一直是北大的校长。但蔡元培为 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辞职书里寻得一些原由。

1923 年 1 月 17 日,蔡元培在为“罗文干案”辞职时,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 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 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他是为人权自由而辞职。蔡元培为了表示自己的不 合作,在以告退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同时并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用胡适的话来说,“不合作也是积极的”,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辞职。

蔡元培的“辞职书”在今天被不少人认为是相当宝贵的思想资料。尤其著名的是他的《关于不合作宣言》 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 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 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 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 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 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 这种大学的校长么?”(《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1940 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各方人士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他是真正的学界泰斗。《新华日报》 有文便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图文]蔡元培生平事迹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 年 1 月 11 日) 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 岁考取秀才,18 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 修。1898 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 年,组 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 年组织光复会,1905 年参加同 盟会。1907 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 年 1 月就任南京临 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 年与李石曾等在 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 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 学校长。1921 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在 1924、1926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 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 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 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 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 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1932 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 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38 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 主席。1940 年 3 月 5 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 20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 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 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 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 ,实行“选科制” ,积极改进教学方法, 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 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 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 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蔡元培: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它的使命就是传播人类先进的文明,传播人类的道义理想。自 19 世纪 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 和基本准则。1792 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 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 致力于真正的学术。 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 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 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 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 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 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 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 ?? 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 ,亦发 端于此。 ”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个教育家范濂源为次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 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 ”蔡说“没有好大学, 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后来他自述“把两 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 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 (转引周元度《蔡 元培传》 )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期间,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以实践的机会,不久他就再度到欧洲学习、考察去了。 直到 1917 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 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 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 等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 君武) ,认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象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 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说他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 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 ,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 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蔡元培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 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所以才掀起了山鸣海啸般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 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 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 、 “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 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 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 括大典、网罗众家” , “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 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 北大讲《三礼》 、 《尚书》 、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 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 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 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 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 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 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 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重塑了 20 世纪中 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 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 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 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 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 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 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 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 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 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 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 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 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 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 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 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 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 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 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

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 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 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 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北大风范:蔡元培的故事
http://www.sina.com.cn 2008 年 04 月 23 日 09:49 北京大学

2002 年 5 月 1 日,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专 程自上海前来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之一,是 1916 年 12 月 26 日由大总统黎元洪签 署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但是,参观者有所不知,在纪念馆里展出的,实际是一件复制品。而那“任命状”的原件在仿制完毕 后,已被蔡睟盎带回上海珍藏。 数月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上海参观了蔡元培故居,不仅再次看到了这份“任命状”,还有 幸与蔡睟盎晤面。 坐落在上海华山路 303 弄 16 号的蔡元培故居,是一栋小巧的洋楼。在我所去过的名人故居当中,它颇 有些特殊之处:楼底的半地下房间被辟为展室,蔡睟盎就在楼上居住。展室的工作人员都尊敬地称蔡睟盎 为“蔡老师”。 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显得格外矮小,虽已年逾七旬,精神还是很好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不速 之客,仍是十分热情,在十分随意的气氛中,讲述了许多有关她父亲的事情。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 年 1 月 11 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1 岁时,父亲去世,他们弟兄三人靠母 亲变卖家产衣饰节俭度日而抚养成人。蔡元培自幼好学,17 岁便考中秀才,23 岁中举人。1890 年 24 岁时 到京城参加会试,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 关于蔡元培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那年他本已考中贡士,如果再经复试及殿 试合格, 便可成为进士。 但他考试完毕后, 把自己的应试文章送某“权威”审阅时, 却被认为是“怪八股” 而不得赞赏,他认为自己难以获中,便失望地离京返乡了。岂料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他竟榜上有名,但已 来不及重新赶回北京参加殿试了,如此耽误了两年时间,只能于 1892 年第二次来京进行殿试的“补考”。 如今,在故居楼下的展室里,居然还藏有蔡元培当年参加殿试的试卷。蔡睟盎说,那次考试出的题目 有些“怪异”,是关于西藏地区的政治状况的。对那些只会死读“四书五经”的文人来说,这样一道题目

实在是“偏”得太厉害了,而蔡元培由于兴趣广泛、饱览群书、涉猎甚广,此题正中下怀,因此临场毫无 惧意,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举通过殿试而被录为进士。辛亥革命后,一位朋友居然从清宫档案里找到了 这份试卷,特地送给他留作纪念。如今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收藏在展室里,可以看到,在那试卷首行,赫然 用朱笔批着:“第二甲第三十四名”! 蔡元培考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过了两年,他第三次来京,参加散馆考试,升补为翰林院 编修,由此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 在这几年里,他阅读了许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开始对国外的政治、科学有初步了解。1895 年,中 国在甲午战争中获败,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蔡元培甚为激愤,叹曰:“可为痛哭流涕 长太惜者也!”因此,他对力主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等人颇为敬服。但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使他对腐败的朝 廷彻底失去希望,毅然放弃官职返回家乡,在绍兴中西学堂就任“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 的开始。 1902 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创立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的主张;1904 年他发起组 建反清组织光复会,曾主编《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第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 并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 年,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革命队伍内部又出现分裂现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绍兴。就在这一 年,清廷计划派翰林编修出国留学,蔡元培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海外学习,便再次来到北京。 然而,由于经费欠缺,且大部分翰林又不愿去欧美留学,朝廷便改派留学日本。蔡元培不想去日本, 便在译学馆暂时担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译学馆归属于京师大学堂,而创办于 1898 年的“京师大 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后来蔡元培自己曾说,这“是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也就是说, 从那时开始,蔡元培便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但是,这段初始“情缘”的时间不太长。1907 年 6 月,担任驻德国公使的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三十两银子供蔡元培作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签约每月支付 一百元编辑费。这样,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随孙宝琦一同前往德国。在那里,他一边学习, 一边为人兼作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 如今许多留学生把靠勤工俭学出国称为“洋插队”、“打洋工”,却不知早在近百年前已经 41 岁的蔡 元培早就身体力行地做出了半工半读的榜样! 从 1890 年至 1907 年,蔡元培曾四次来北京。在这 17 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是从“一 心只读圣贤书”的举人经“寒窗苦读”的奋斗终于进入高居人上的士大夫阶层,接着又从一位堂堂的清末 “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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