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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4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4 年清史研究综述 鱼宏亮 2006-04-12 18:38:03 阅读 2145 次 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 年 12 期,摘自社科院历史清史学科网页

学界通常将清史划分为三个单元: 清代前史、 清史、 晚清史。 从公元 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 (后金) 到公元 1644 年明朝覆亡,这一时期的历史,一般称为清代前史(关于清代前史的划分,也有学者采用其它标准进行划分的,此不 赘述[1])。而从 1644 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到 1911 年清朝覆亡这一段历史时期,传统清史学科又往往将其划分为 两个部分: 1840 年以前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 称为清史。 1840 年以后则化入中国近代史的范畴, 但学界更习用 “晚 清史”这个名称,来指代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历史。这种划分方法反应了历史研究理论中革命话语的影响。虽然近年来 学界有打通有清一代的历史,将 1840 年前后的历史纳入统一的清史视野的框架下进行前后贯通的研究的趋势,但由于 旧的划分方式而产生的机构、期刊、研究范式都依然存在,因此,讨论有关清史的研究,就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不同时 代断限理论背后对学术研究产生的微妙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以统治朝代来划分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标准,因 此才有二十四史。而以古、近(现)代等来进行分期,则是西方近代史学分期的方法。因为欧洲历史上发生了大革命、 启蒙运动等事件,所以学者以中世纪、近(现)代等标准来进行划分。[2]产生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中、西 方历史发展的状况的不同。中国在相对稳定的疆域内存在了一个连续统治的统一王朝序列,而欧洲或其它地区则大不 相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待这些不同的分期时,就应当注意其所采用的不同标准的问题。 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主题在逐渐深化,方法日趋多元,文献、档案在不断整理推出,各地相继召开了一些有特色 的学术研讨会,总得来说有不小进步。综观 2004 年的清史研究,除了一些资深的清史学家的一些重要论著之外,呈现 出一批采用新方法、新视角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在传统的政治事件、人物研究对 象之外,以法律、经济与社会等交叉科学的方法研究清代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取得了显著成绩;二、区域化显著,清代 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的生态、人口、环境等问题受到关注;三、清代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关注。本 文主要就 2004 年大陆地区清史研究的论著以及学术活动作一简要绍介,以期反应出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总体概况,部分 论著信息缺漏之处,还请有关专家指正。 一、史学理论与档案、文献 本年度数位资深清史学者发布了论文集,将长期以来从事清史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汇集出版,为学界的检索和利用 提供了方便, 从中也可以看出过去几十年清史研究的一个缩影。 王钟翰的 《清史补考》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 , 收录作者清史论文 21 篇,附录其它论文 2 篇。是作者的清史名著《清史新考》、《清史杂考》、《清史余考》的续作, 内收《满洲名称考辨》等重要论文,也有作者回忆师友的文字,是清史研究者一部重要的参考书。而全面收录作者清 史研究成就的《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 2004 年 11 月)也于本年底推出,该书分为四卷,全面本书收录作者近 七十年来所写重要论文、序跋等近二百篇。何龄修的《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收录作者研治 清史二十多年来的重要论文 57 篇,内容包括清史学史、清初复明运动、清文艺史、其它清史论文、明清文献文章、回 忆、悼念师友文章等六个方面,涉及清史中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重大主题,为清史学科的必备参考书。张玉兴的《明 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 2004 年 6 月),收入论文 58 篇,分为理论探讨、考证诸文、东北史论等十个主题,代表了 作者 20 多年研制清史的成就。王政尧的《清史述得》(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6 月),收录了作者 20 多年来研制清 史的重要论文。全书分为“政治篇”、“人物篇”、“文化篇”三个部分,值得说明的是,作者对清代戏剧素有研究, 因此“文化篇”中的各篇,是研究清朝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论文。郑剑顺《晚清史研究》(岳麓书社 2004 年 1 月),收 录论文 43 篇,分为理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 8 个主题,涉猎了晚清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清史研究室编的《清史论丛》第十八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也于本年出版,刊出了专论 11 篇。其 它还有邓锐龄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 04 年 9 月)等。这些论文集的出版,集中展现了作者长期的 研究成果,为学界的利用参考提供了很大便利。 文献档案方面,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 2004 年 3 月),是作者在 1984 年成书的《清史史料学初 稿》(南开大学出版社)和 1993 年成书的《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两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订而成的,书 中详论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以及清朝史料的个案研究,附录《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清代档案史料书刊目 录》两文,为学界提供了明晰、详备的清代史料检索门径,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史志办与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 (新 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辑入清朝秘密档案 1483 件,其中正件 925 件,附件 558 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十二月至宣统三年(1911 年)六月,是研究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史重要的基础性文献。由北京大学、第一历史 档案馆、澳门理工学院整理的《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 (中华书局 2004 年)出版了“中葡关系卷”、 “中 西关系卷”,内容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档案,包括租地划界、互设使领、交聘往 来、侨务招工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中葡关系卷”辑录档案 553 件,时间从 1862 年至 1911。“中西关系卷”辑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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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件, 时间从 1864 年至 1911 年, 该卷内容为首次出版公布。 这两部史料丛编的出版发行, 揭示了中国近代与葡萄牙、 西班牙的历史关系,对推动中葡关系、中西关系史以及澳门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李士根主编的《四川 清代档案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一书,包括了《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研究》、《清代巴县衙门档案价 值探析》、《清代巴县档案经济资料价值研究》等论文,对四川地区的地方档案进行了初步探索。上海古籍发布的《晚 清东游日记汇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出版了王宝平主编的《中日诗文交流集》、《日本军事考察 记》,是继 2002 年的《日本政法考察记》、《游历日本图经》之后新增的两种。叶树声等著《清代文献学简论》(安 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 月),从清代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目录学、分类学、编辑学、翻译学等方面对清代整理 图书的成绩进行了研究,书中以作者发表的各种论文为主,其中有关清代文献的分类学、翻译学等文章,对严复、传 教士等译介的各种西方丛书作了简略介绍, 是研究清代文献学的著作中不多见的。 施廷镛 《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由出版单位根据作者的稿本整理出版了,全书对清代 2000 种禁毁书做了内容、著 者、版本、行款、纸墨、传承等方面的题跋、注解和阐释,卷首附有《清代禁毁书目详目》。是研究清代政治史、思 想史、学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著《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 2004 年 5 月),以其资料收集详备,其 8 种附录、6 种索引尤其具有史料价值。这部长达 90 万字、具有资料长编性质的年谱, 不仅校订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且撰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 600 余人的生平传记,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罗炳良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是一部从整体上对乾嘉史学进行理论研究的著作,作者纠正了传统以“考证之学”来概况乾嘉史学的看法,研究了乾 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书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历史考证方法论五个方面,全 面论述了乾嘉史学中的理论问题。是近年研究乾嘉学术中不多见的一种理论探讨著作。 二、政治、法律、军事 袁闾琨、蒋秀才等人编写的《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 2004 年 7 月),以 1616 至 1649 年(多尔衮去世)作为清 代前史的断限,认为在此期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是多尔衮,所以,传统的以 1644 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为前史的断 限有不妥之处。全书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论述了满族崛起与清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万依、王树卿等一批故宫博 物院研究室专家编写、成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部全面论述清朝宫廷史的著作《清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 社 2004 年 1 月),于本年度付梓与读者见面。本书从入关前宫廷出现一直写到清朝覆亡,内容从内宫典制、建筑、经 济、后宫习俗,辅之以各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全面论述了清朝内宫的历史,附录《清代宫廷史大事记》,是研究清代 皇权、皇族、中央政治的重要参考书。此外,台湾学者那思陆于 1992 年在台北出版的《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一书, 经过作者进行部分校订,本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版。全书分为清入关前司法审判制度、中央司法审判机关、 清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等几个章节,附录《清代各类人犯的刑之执行》。作者采用“史料学派”的方法,严谨、清晰 的论述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中的机构、法律及执行方面的各种问题,为研究清代以及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提供了重 要参考。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将大量档案文献、海内外材料排比解读,对庚 子年间的相关史实细致考辨。作者以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势力在庚子年的活动为叙述重点,包括保皇会、中国议会、 兴汉会、革命党、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新加坡华侨、广东秘密社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等重要社会势力群体,从 不同视角剖开晚清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对其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等的分析,揭示清代驿传 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其它还有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 —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对地方军事作了个案研究。汪国志的《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 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则对晚清重要的地方大员、学者周馥作了人物研究。 论文方面,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清史论丛》十八辑)一文,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贰两种 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论述,鲜明地提出,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讨论,事关重大的理论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德价值导向, 绝不可含糊的漠然置之。他在论文中详细提示了明清之际的忠义之士和叛明降清的贰臣这两大人群的各种具体的情况 和各自的表现,进而明确指出:忠义之士所体现的是人间的浩然正气,而叛明降清的贰臣则是趋利忘义的羞辱大恶。 “表彰忠义、鞭笞叛贰,对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倡导献身精神,自有深远的意义。”张世明《清代 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清史研究》2004 年 1 期)一文,用发生学、语用学、法理学的方法,对清代 宗藩关系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指出清代宗藩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清朝政府当时实践理性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具 有明显的满族性。从空间而言,其内外层次具有相对性,随时间而变化,各种名称的指射随语境而不定。从而认为, 清代宗藩关系的法律制度,在近代国际法体系中具有普遍性与合法性,保护制度与宗藩制度的冲突是特定时空下建构 的两种法律模型的角逐,其底层的原因在于国家控制力与法律精细化的不同。杨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 (《清史论丛》第十八辑)考察了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 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等七清朝有名的权臣,分析了他们出现的历史机缘,或因皇帝年幼、衰迈,或因王朝 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指出清朝皇权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权臣,使之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巩固发挥 积极作用,同时将其对皇权的威胁,限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而清朝权臣对皇权的依附性,也超过包括明朝在内其 他王朝的权臣。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第十八辑)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 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 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 关系等问题。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2004 年 1 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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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具体律文及例的变化的研究,揭示了清代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的法律关系调整及其意义,指出虽然清代在对 旗、民“同罪异罚”的调整上做出不同的努力,但此一问题直到晚清变法时期才得到根本解决。而常书红《清代北京 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年 1 期)则从整体上对清代 旗与民一体化过程进行了论述,得出了与上文相近的结论。在社会阶层一体化问题受到关注的同时,地域的一体化也 有人涉足:卢建一《试论清代闽台一体化的形成》(《东南学术》2004 年 2 期),则从行政、军事、文化、经济等方 面对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台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汪毅夫《清代台湾的幕友》(《东南学术》2004 年 1 期) 则从《清实录》及清人文集的材料出发,对清代台湾官员辟置幕府进行了研究,得出清代台湾与福建幕府之制具有同 一性的结论。王雪华的《清代吏员的录用、迁转与离役》(《武汉大学学报》2004 年 5 月)一文,简略阐述了清代吏 员的选拔、考核等管理规定。马自毅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 证》(《历史研究》2004 年 2 期)和戚学民的《〈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004 年 2 期)是两篇研究严 复的文章,分别澄清了严复研究中某些习焉不察的误解。陈亚平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辨析》一 文(《清史研究》2004 年 1 期),认为清末签署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并不像过去多数人所评价的那样是“屈 从帝国主义意志”,而是清政府主动提出的修律要求,是当时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必然选择。有关论文还有龚汝富的 《清代保障商旅安全的法律机制——以〈西江政要〉为例》(《清史研究》2004 年 4 期)、张小也的《健讼之人与地 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 年 2 期)等。 三、民族、周边政策及中外关系 近年来,民族和边疆问题是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除了档案和文献不断整理发布以外,本年出现的一些著作 和论文,利用综合、多学科的方法,对制度、政策以及事件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强的《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 族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一书,就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背景、过程,具体的行政体制以及清代对蒙古的立法与管理, 蒙古族的宗教、婚姻等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一书,全面考察了清代治边法律、政策的历史过程,采用法律学、民族学、历史学等交叉学科的学术视 角,对回疆、苗疆做了细致研究,概述了历代政府对边疆治理的认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清朝的民族立法、 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文化边疆”的概念,同时也用力阐述了清代人口激增引发的大量人口向 边疆地区流动,造成整个国家“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边疆法律制度、民族政策的主要因素。孙镇平《清代西藏法 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 年 8 月)则具体考察了清代西藏地区的法制史,作者从清代治藏采用“从俗从宜”的 立法思想出发,将清代治藏历史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最后从总体上对清代治藏法制的发展规律、制度特 色、作用和借鉴意义等方面作了总结述评,在全面研究清代西藏法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张国刚《从中西初识 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考察了晚明到清前期(15-18 世纪)三百 多年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指出“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辅助因素动摇了西方以《圣经》 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在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在后来的岁月 里,中国因素虽然逐渐退潮乃至烟消云散,但是,‘初识’时代的印记总是如此地深刻,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国观 仍然有持久的影响。”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以活跃在晚清中法外 交、台湾问题等领域、跟随李鸿章等人积极进行外交活动的人物陈季同为个案,应用大量的中、法文著作、译作、文 章、书信,包括公文、电函、汇票、档案,考辨了陈氏生平中的三桩公案,以及其中西文著述与社会活动,并且建立 了陈季同的文化坐标,对其文化态势及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其它著作还有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 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论文方面,孙宏年《清代的中越边境事件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南洋问题究》2004 年 1 期),考察 了 1644 年-1885 年间中越陆路边境地区,因匪乱、偷越国界或它意外事件而引发多起边境事件。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 程中,清王朝不干涉安南内政,而越南各王朝统治者都注意维护宗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关系。达力扎布 的《〈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清史研究》2003 年 4 期)一文,介绍了康熙至乾隆朝纂修的《蒙 古律例蒙、汉文版本以及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指出“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是《理藩院侧例》,而是朝 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稿本,《理藩院侧例》撰修于嘉庆年间,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张丹卉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 1 期)一文认为, 明清之际后金采取的“毁城迁 民”政策,使明代以来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毁灭性打击。康熙中期,由于大量人口外迁和清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 政策,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吴元丰的《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 3 期),利用一 史馆所藏满文档案,论述新疆伊利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和乌鲁木齐满营、 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及吐鲁番满营的组建、建制、官兵挑补、装备及防务问题。成崇德的《论准噶尔政权》(《卫 拉特研究》2004 年月 1 期)、柳陞祺的《1727—1728 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民族研究》2004 年月 1 期)、潘向明的《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清史研究》2004 年 3 期)等文,也很值得关注。钱宗范《17 —18 世纪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 4 期)指出,17—18 世纪中国与英、俄、荷、葡、基 督教和罗马教皇、亚洲邻国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士完整;不对 任何外国进行侵略扩张;抗击任何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维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律原则;和世界各国建立柔远睦 邻的友好关系。与对外侵略扩张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外交比较,中国外交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吴伯娅《关于雍 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清史论丛》2003-2004 年)利用近年出版的《耶稣会士 中国书简集》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对雍正朝严厉禁止耶稣会士传教的形成、过程、原因等做了讨论,指出雍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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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教措施,是清廷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闭关自守。它虽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但堵塞 了中西文化交流。而吴伯娅的《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及其访华日记》(《首都博物馆丛刊》2004 年)一文,则介绍了 十八世纪中朝关系中的重要人物朴趾源及其《热河日记》在清、朝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陈万成、罗婉薇的《汤若 望的〈主制群征〉与翻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 年 1 期)一文,以《主制群征》所论神经与骨度两节为例,审 读原书,较量翻译,并对东方读者的“误读”进行考查,认为西学东传,传教士的著述意图(传教),与东方读者的 阅读意图(考究实学)错配,此现象并不罕见。在这种环境下,翻译的偏正精粗,对读者理解上的正误,以及西学东 传的实效,至关重要。有关论文还有李晟文的《从基、儒关系看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趋向》(《中国文化研究》 2004 年,春之卷),阎国栋的《十八世纪俄国汉学之创立》(《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夏之卷)。在澳门史的研究 中,表现出由过去的通史性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特点。如杨仁飞的《清代中叶澳门绅士群体分析》(澳门《文化杂志》 2004 年夏季刊)一文,利用东波塔档案,研究在澳门华人社会中出现较晚,且人数不多的绅士群体,分析其群体构成、 社会职责和社会地位。该文提出,澳门绅士群体是中国官府与澳门华人社会、澳葡社会之间的联系桥梁与中介人,其 作用突出表现在嘉庆年间协助香山县处理澳门涉外事务方面。汤开建的《葡人驱盗入居澳门说新史料》(澳门《文化 杂志》2004 年夏季刊),证引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晚明韩霖《守圉全书》卷三的《委黎多报效始 末疏》及葡文资料,认为早期葡人学者所主张的葡人在帮助明政府驱逐盘踞在澳门的海盗后才得以侨居澳门的说法是 成立的。 四、经济、赋役及交通 清代经济问题的研究是近多年来一个持续不断的热点,学者根据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需要,从而将视角延伸到清 代,对各种资源、环境等问题都大量涉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以大量文献档案为基础,从清代榷关的设置与沿革、内外部组织与管理、人事管理制度、榷关税则与税率等 几个方面,对这一重要财政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书后附有 5 个有关统计表,也颇具参考价值。刘正刚的《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是清代闽粤移民海岛台湾与内陆四川的两种 不同模式——海岛模式与内陆模式的比较研究。该研究的大框架是中国古代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从具体的闽粤移民个 案出发,主题涉及海洋历史文化诸领域的各种理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 研究》 (黄山书社 2004 年 4 月),分“明代卷”和“清代卷”,其中一章专门论述清代徽州的赋役册籍与基层实态。 论文方面,陈锋的《20 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 年 1 期)是对近百年研究的综述,作者将研究 分为 20 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 并对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 申学锋 《清代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述略》《学 ( 术研究》2004 年 7 期)一文将清代财政支出规模分为咸丰之前的逐渐扩大期、咸丰初年至甲午战争的迅速扩展期、甲 午战后的急剧膨胀期三个阶段,指出演变的原因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迁外,政治制度的腐朽与吏治的 败坏亦是重要原因。郑哲雄等人的《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 (《清史研究》2004 年 3 期)则研究了川、湖、陕交界地区的人口涌入而导致的大量经济活动,由此带来了资源和环 境的问题。王培华《清代河西走廊的水资源分配制度——黑河、石羊河流域水利制度的个案考察》(《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2004 年 3 期)通过两个个案对河西走廊地区水利管理中三次分水的制度进行了研究,试图揭示政府与社会在水 资源分配过程中建立的制度及各自功用。赵珍的《清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垦殖政策与生态环境变迁》(《清史研究》2004 年 1 期)则论述了清政府在不同时期对陕甘宁青四省区以及内蒙古一部的西北地区进行的各种垦殖与开发政策,这种 政策使得当地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的同时,也使得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最终导致了该地区的贫困 状态。对现代社会具有借鉴意义。王社教的《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年 3 月)则通过部分西北方志的研究,对面临环境问题的地方政府与官员的环境政策和 环境意识进行具体研究,得出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没有环境意识,而少数有一定环境意识的官员所采取的一些保护环境 与资源的发令,其作用亦很有限。杨伟兵《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2004 年 3 月)以清代黔东南地区的农林产业在经济开发下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为论题,对影响农林用地变 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结构等因素作了深入分析。樊宝敏等人的《试论清代前期的林业政策和法规》(《中国农史》2004 年 1 期)则论述了清代对东北发祥地区森林的保护政策及后来破坏的过程,指出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森林发令,因 此各种补救措施作用有限。从以上一组论文可以看出,由于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凸显,清代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 受到很大关注,部分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陈桦的《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清史研究》04 年 3 期)从 政府政策措施的角度,对清代粮食储备,治河修塘,灭蝗捕蝗,信息奏报等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展现了中国末代王朝 防灾减灾活动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方行的《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一文(《中国经济史研究 004 年 2 期》, 从市场规模、劳动力配置、劳动力流动、交易形式和工资及其整合等方面,探讨清代前期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和局限。马金华《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 年 1 期)认为晚清中央对 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至崩溃,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它值得关注的论文尚 有黄宏山、王卫平《清代江南社仓兴废及其原因》(《学海》2004 年 1 期)、谢宏维《清代棚民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历史教学》2004 年 3 期)、许檀的《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 研究》2004 年 1 期)、邓亦兵的《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03 年 3 期)、付庆芬的《清初“江 南奏销案”补证》(《江苏社会科学》2004 年月 1 期)、王建革的《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与蒙汉关系》(《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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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史、区域史及民间宗教 社会史本年度取得了不小成就,多部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清代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给人以突出 的印象。陈亚平《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通过对清代国家法典、档案 资料和大量私家著述的研究,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法律、伦理的关系以及商业、商人的角色变迁,对清代的各 种商法、经济政策、商业活动与商人的互动关系作了阐述。对我们了解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政府、官僚、法律 与商会、商人、资本的一体化趋势很有启发。秦燕等人著《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利用陕北民间的族谱、宗谱、村志等资料,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清代以来陕北地区的宗族形成、功 能、结构以及同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部分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该书是以陕北为研究区域的为 数不多的社会史著作之一。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5 月)论述了论述 了清代民间社会宗教前史,信仰体系的结构与内容,群体的结构与活动,内丹修炼与神秘体验,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 等内容,附录《福建民俗宗教信仰的实态》一文对福建地区的民俗宗教资料进行了研究。定宜庄、郭松义等人《辽东 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应用社会学、人口学、 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清代辽东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进行了深 入研究,是清代东北史、移民史、人口史以及民族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舍弃了研究者常用的以官方档案、笔记、诗文集或其他文学作品作为主要文献的取向,而将近代报刊 资料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文献基础。作者采用“进入报刊、返回现场”的方法,以女性研究为视角,重构了“天地为 之变色”的晚清社会,全书分为“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部分,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 代社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台湾学者庄德仁著《显灵:清代灵异文化之研究——以档案资料为中心》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 2004 年 6 月)也值得关注。 此外,译著《清代扬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梅尔清 Tobie Meyer-Fong 著、朱 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以扬州的四个代表性建筑为依托,叙述了清初扬州文化的重建与历史记忆 的关系。但本书的翻译专业性错误众多,已有学者加以指出,学界利用的时候尤其应加以注意。 论文方面,颜廷真、韩光辉《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年 3 月)考察 了清代以来近 300 年间西辽河流域行政格局、人口、土地利用、动植物等人地关系要素的变化。卞利《清代户籍法的 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安徽大学学报》2004 年 1 月)从清代户籍的分类、户籍编审、摊丁入亩、保甲制几 个方面对清代户籍法调整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其对基层社会稳定的意义。潮龙起《清代会党的地域环境与清政 府的社会控制》(《史学月刊》2004 年 4 期)论述了清代会党活动的地域环境特点以及清政府的相应控制措施。吴洪 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 3 月)考察了清代陕西社仓是通过耗羡银建立起来的 特点以及经营管理的调整、形成民管与官管并行的制度。李文海、朱浒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 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 年 2 期)一文指出,庚子事变后,由江南士绅对京津一带的救助,体现了传统慈善行动 与西方公益事业结合的新式救济模式。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再研究》(《清史研究》2004 年 2 期)认为 太平天国虽对妇女地位问题提出某些进步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女处境,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格局并无实质变化。 六、科举与学术 明清之际以及乾嘉时期学术的研究向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本年度除了个别理论研究著作外,以具体学术问题为题 进行稳步推进的专题研究亦取得不少成果。汪学群的《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11 月)采用社会史与学术史 结合、文献与思想史结合的学术方法,将清初易学作为一个整体,从清初经道合一的背景出发,对顺、康时期的十几 位主要易学家及其易学著作进行了详细、周审的研究,内容涉及思想、学术与政治,是研究清初学术的一部重要著作。 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在考察了诸子源流、分类后,从明清之际的学术环境 出发,对清代诸子学中“以经证史”、子书的整理、乾嘉义理学、诸子学与晚清学术等问题作了探讨。樊克政《龚自 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5 月)利用家乘、家谱以及同时代人诗文材料对龚自珍的年谱进行了详细考述,推 动了龚自珍研究。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是在其 1956 年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的基础上,经 后人重新注释、修订出版的一本基础著作。全书从童生、举人、进士以及各自系内的各种考试的介绍为主要内容,亦 有对停科举后各种考试、武科、翻译之科以及科场案件与轶闻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书中附有大量图片、试卷、进士 题名录等资料,极有利于学界参考。此外,邓云乡《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1 月)是一部知识性介绍 读物,书中介绍了八股文的产生、源流、存废及其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等常识。赵永纪主编的《清代学术辞典》(学苑 出版社 2004 年)收录词条 4600 多条,亦具参考价值。 论文方面,周积明、雷平《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学术月刊》2004 年 6 期)对“浙东学派”经黄宗 羲提出,经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不同时期学者的重新建构而产生的三种不同谱系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背后的 原因。林军《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诸子学历史地位的升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 2 期)则考察了传统儒学 与诸子学的长期紧张关系,在考据学兴盛时期诸子学得到重视,而到了道咸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出现,社会上出现种 批判的思潮,为诸子学复兴提供了契机。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04 年 1 期) 论述了乾嘉时期汉宋对峙及调和到汉宋之争的困境导致士人日益从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开出常州今文学派和晚 清经世之学的门径。漆永祥的《惠栋易学著述考》(《周易研究》2004 年 3 期)、刘墨的《惠栋与汉学》(《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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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辑刊》2004 年 4 期)、黄爱平的《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清史研究》2004 年 3 期)、陈居渊的《论阮 元的经学思想》(《中国哲学史》2004 年 1 期)、顾奎相、陈涴的《章学诚与清代史学新风》(《中华文化论坛》2004 年 2 期)、张维的《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广西社会科学》2004 年 2 期)等文,对乾嘉学者作了个案 研究。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 1 期)、陈冬生《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 术成就》(《东岳论丛》2004 年 3 期)、王世光《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孔子研究》2004 年 2 期)、张 淑红《<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南开学报》2004 年 1 期)等,分别对乾嘉汉学兴起的原因、分期、派 别、取向、流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 以上是 2004 年度(2003 年 10 月——2004 年 10 月)清史学科不同方向的论著的大致情况,除此以外,本年度学 界还召开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学术会议,也取得了不少成果。2003 年 10 月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第一 届清史学术研究会”,与会者就清代学术文化、内廷、政治、皇帝、档案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后,海内外学者就“清 史工程”做了专题研讨和广泛交流。2003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论坛,中心议 题为“从传统到现代:16——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道路”, 与会学者围绕“现代化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的理 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社会发展水平之估计,及其与欧洲变迁道路的比较”、“社会变迁个案研 究”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2004 年 8 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满学和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 者提交的论文内容广泛,包括清入关前史、满族文化与风俗、满语研究、满文文献、八旗制度、旗人社会生活、清代 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宫廷史研究等各个方面。2004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 史学院,在武夷山联合举办了“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 49 篇论文和提要,分别从宏观上 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多方位探究。这些学术活动,为促进学术交流、启发学术创新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 总得来说,这一年的清史领域,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清史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不 容忽视。理论研究陈旧空洞、实证研究缺乏对大背景框架的关照、论文低水平重复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科的进步。学 术研究缺乏范式意识,不能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从而使得某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显著进步。部分论著和 译作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粗制滥造的情况相当突出。从这一点上来说,清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还需要在学术制 度、学科规范等方面进行长期建设、清史学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可以达到。 [1] 参考袁闾琨等人编《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 2004 年 7 月。 [2] 也有学者以十七世纪、明确之际作为近世中国的开端,参加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关于“近 代传统”的论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

2004 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 赵大莹 2006-04-05 12:17:50 阅读 2225 次 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 年第 6 期,作者提供

2004 年是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的年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于隋唐五代史的论文 300 余篇,论 著 50 余部。论著主要有: 政治、制度、人物。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 度》(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 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张世 文编著《唐太宗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冷东《唐代宗》(吉林文史出版社),郭锋《杜佑 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 大学出版社),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 经济、社会、宗教、艺术。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魏明孔《中国 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群言出版社), 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学苑出版社),周腊生《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 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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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亦平《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 (南京大学出版社),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 出版社),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献、考古、中外关系。闫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三 秦出版社),徐蜀编《隋唐五代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 州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花 山文艺出版社),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书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惠庄太 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 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拜根兴、樊英锋《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 (三秦出版社),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 (科学出版社),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 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有关唐史研究的论文集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第 10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 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21 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以下简称《资 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二、三集(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学 刊》)等。此外,2002 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 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收隋唐五代论文 7 篇。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 联书店,以下简称《家庭史》)收入有关唐代论文 2 篇。个人论集有黄永年著《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胡 戟《胡戟文存》(2,隋唐历史与敦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的“岑仲勉著作集”15 种,其 中《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收有数篇未刊稿,弥足珍贵,并附有“岑仲勉著作集”中全部论文和札记的索引。 下面分几个方面简要介绍本年度论文情况。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本年相关政治史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累累,而在以往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认识是今年一些文章的 特色。吴宗国《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唐研究》卷 10)从十个方面长时段多角度 来探讨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问题,比较了汉、唐、明三代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 作用。郑学檬《贞观之治和盛唐的人文精神》(《唐研究》卷 10)提出贞观之治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的精髓,唐代的盛衰与民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和背离息息相关。牟发松《汉唐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 期)分析了汉唐历史在建立背景、历史进程、典制沿革等方面的相似性,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民族融合及国际 化、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连续性,试图从朝代循环出发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王素《关于隋 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唐研究》卷 10)在其以前的论著《三 省制略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分析了隋及唐初三省“南朝化”的表现,回顾了南朝宋、齐和梁、陈与北魏北齐的三 省制状况,得出隋及唐初三省制不限于三省首长制的“南朝化”,三省内部权力分配及运转同样也呈现“南朝化” 趋向的结论。 从政务运行和文书角度研究唐代政治和制度,也是今年研究相对集中之处。刘后滨《唐代中枢门下体制研究 ——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从公文运行和体制变化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新概念, 认为开元十一年以后中书门下体制取代了三省制。李锦绣《从“三官通押”谈起——兼论唐代行政运作模式的变 化》(《学刊》第二集)认为开天时使职的出现及安史乱后国家形势的变化,促进了四等官体制的瓦解,以长官、 通判官、判官构成的三官通押在唐后期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讲求效率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国家行政机构运 作模式。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学刊》第二集)分析了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的变化与 政治的关系,提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 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禹成旼《试论唐代赦 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3 期)提出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功能在于司法,武则天时期所 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增加立法功能的大变化,并由此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孙学雷《汉唐臣僚上奏制 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3 期)分朝代对不同上奏文书的含义、功能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小田义 久《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资料》21 辑)以李慈艺、张怀 寂的告身为例,考察了制授告身的以个人和多人为对象的两种情况。 从灾害角度研究宰相,是很有特色的新视角。阎守城、李军《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1 期) 指出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发生变数;在唐代官府文书、政治活动以及唐人观念中,宰相依然由于 “燮理阴阳”,须在有灾时提出避位退让。赵贞《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相政治生涯的影响》(《史学月刊》2 期)分析了传统天命观使星变的发生与唐代宰相的乞退行为形成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皇帝将之归咎于自身而不是 宰相;同时指出唐人星占风气浓厚。 从礼制出发探讨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也是近年新的动向。吴丽娱《试论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之仪——以尚书 仆射的上事为中心》(《学刊》第三集)认为仆射的上事仪安史乱后作为朝廷褒扬武将功臣的象征性礼仪存在, 自宪宗元和以后不断引起争论,并因历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一再被修改复位,其实行也受到中央内部强化御史台 职权的台参制度的挑战。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卷 10)讨论了唐后期特别是 文宗大和年间车服制度的变化,认为反映了从重“贵贱”到重“等威”重“官荣”的观念转变,是社会从贵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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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演变为官僚社会的表现。 官制研究仍占较大比重。叶炜《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中国史研究》3 期),指出南 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 其转变过程说明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官僚政治的变化, 流外官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由此明确了流外在机构内的职责、地位,并奠定了唐代流外官乃至整个胥吏阶层管 理的基础。曹治怀《隋代选官制度中的吏部职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 期)指出隋代将地方僚佐的选用权 收归尚书省吏部并增设侍郎作为副贰之职,扩大了吏部的选官权限,明确了吏部的责权划分。唐晓涛《唐代谪官 贬桂问题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 期)统计了唐代的贬桂官员,并分析了其政治才能、文化素养、被贬原因 及历史作用。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入仕途径》(《史学月刊》10 期)分析了荥阳郡的历史地理沿革,通过统计 证明,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成为荥阳郑氏的主要入仕途径。王元军《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 (《史学月刊》3 期)认为虽然书、判标准在推行过程中收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但其推行是导致唐代文书与书法 特别兴盛及唐代官员文人化的原因之一。 监察体制和法制方面。王宏治《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浙江学刊》5 期)一文认为朝廷以中书门下 作为立法机关、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查使以中央派出机构对地方 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情况表明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 (《史学月刊》11 期)把唐宋两个时期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认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唐宋地方监察制 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一书对良贱身份制度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及衰亡 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总结。邵治国《唐代监狱制度述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6 期)依《唐律疏议》分 析了唐代监狱的性质和特点、 监狱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狱政的管理。 贾俊侠 《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述略》 《唐 ( 都学刊》3 期)讨论了德宗建中三年以杖杀代替部分死罪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 教育和科举方面。高明士《庙学与东亚传统教育》(《唐研究》卷 10)讨论了庙学制度的由来、发展及其在 东亚的影响。许有根《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唐都学刊》4 期)探讨“两都试”与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和 “安史之乱”的关系。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3 期)分析了武则天时创立武举的原 因、内容和意义。 其他政治制度方面。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5 期),对中晚唐翰林学士院 中的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的设置、与集贤院的关系、个人生平及文学交往等进行了考论。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 (《资料》21 辑)讨论了殿中省六尚长官的职掌和特点,并附有对唐代六尚长官的统计简表。薛宗正《大行令、 大鸿胪与鸿胪卿:汉唐时期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置》(《新疆社会科学》5 期)总结了从西汉时期的大行令、 大鸿胪到唐代的鸿胪卿,中央外事和蕃务行政建置的完善过程。冯贺军《唐朝的铁券颁赐》(《中国典籍与文化》 2 期),讨论了唐朝铁券的颁赐和特点。李然《唐代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制度》(《边疆经济与文化》8 期)分析 了馆驿的使用条件、凭证、规格和监督情况。 政治史的研究对传统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李鸿宾《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烟台大学学报》3 期)认为隋建立后是将河北作为新王朝的一个地区来看待,其北部多派军人驻守或担任刺史;南部则派官治理及 利用地方大族势力。黄寿成《杨玄感起兵发微》(《晋阳学刊》1 期)认为起兵的原因是炀帝的政策侵犯了杨玄 感等一批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子弟的既得利益。他的另一文章《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山西师范大学继 续教育学报》1 期)认为事变的爆发也是由于炀帝政策打击了关陇集团的利益所致。 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史林》5 期)分析了“山东豪杰”的黎阳、 瓦岗寨及豆子(卤+亢)、高鸡泊两大集团的胡化性问题,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的新君主选择倾向;这一系 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 但刘氏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 仇鹿鸣 《陈 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5 期)总结了陈寅恪的四种表述和对山东地域范围的界定,认为应重视由文 化差异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任士英《唐玄宗舍寿王立肃宗原因考》(《历史研究》3 期)认为玄 宗自开元以来就着手压缩与抑止皇太子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空间,这是他追求政治稳定,继续调整体制,为最 终实现对继承人的有效控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他的另一文《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官 的设置变化为中心》 (《中国史研究》3 期)将天宝时期东宫职官的设置与职掌变化归纳为“东宫体制非实体化”, 指出政治体制的调整对天宝以降及唐后期皇权政治运作和皇位继承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严耀中《唐代中后 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史林》5 期)通过研究大量墓志材料提出唐代中后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的观点, 并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 16 期) 从大明宫的宫廷布局角度重新探讨了中晚唐宦官专权问题。 五代十国研究有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该书由八篇硕士论文组成,就十国的礼仪、法律、 学校、科举、宰相、地方行政、赋役、货币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填补了十国典章制度研究的空白。〔日〕山 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3 期)认为淮南节度使高骈表面上“惑 于神仙之说”,实际是实行一种改革,目的是克服唐王朝军政、财政全面崩溃的困境,走向完全独立化;促使他 们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当时各州府的相互斗争。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历史研究》3 期) 讨论了吴越建国后和唐朝时镇海、镇东两军的情况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内涵,认为吴越王国丞相系统成为权力 中枢,方镇体制已经解体而转换为集权政治。 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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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在传统的论题方面仍有一些发展。田制与赋役方面,陈明光《论唐五代逃户产权制度变迁》(《厦门 大学学报》4 期)提出,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但逐渐加强了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 权的保护;地方政府负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民间一直存在逃户亲 邻私自处理逃田产权的非法行为。张尚谦、范丹《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 期) 认为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 “均田” 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 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 “丘 井之式”;认为“均田”是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而不是所谓均分土地的“均田制”。吴树国《五代十国 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1 期)认为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税制变迁的反映,吴顺 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是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田税的钱米并征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柳 敏《试析唐朝前期安西四镇的屯田及其效果》(《唐都学刊》6 期)指出,常年战乱、环境恶劣和驻军耕战并作 等导致安西屯田收益不大,而和籴与屯田并用才保障了唐代西边的军功。王义康《蕃族赋役制度试探》(《民族 研究》4 期)分析了内附“蕃胡”的内涵、内附“蕃胡”“夷獠户”赋役令适用范围和“给复”规定与对象。黄 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5 期)探讨了唐朝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 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背离情况。杜来梭《唐姜师度在安邑设置盐屯和检校海内盐铁之课时间考》(《盐业史研究》2 期)认为《唐会要》所记在安邑设置盐屯的开元“元年”乃“六年”之误。齐秀生《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山 东社会科学》10 期)讨论了田庄获得的途径、经营模式、特点及社会影响。 财政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深入。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资料》21 辑)考察了户部别贮钱 初置和新增的来源,认为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不算巧立名目,它主要是从地方财政中节约得来的,对增强中央财政 的应急能力、抑止方镇势力有一定作用。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西北师大学 报》2 期)讨论了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财经关系的变化以及成因,认为在双方权力消长中,地方政府逐渐成为 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宰。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史研究》4 期)指 出这种包干制是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主权的结果,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它在一定 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 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 期)讨论了助礼钱的渊源、诸司礼钱的名目、 用途、影响,认为助礼钱是唐代财政开支紧张之下的弊政。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 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 期)指出唐前期、后期和宋朝“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相似之处在于 都是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 因唐宋中央集权程度不同而使这种财政管理体制产生变化与差异。 《唐 张宇 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 期)认为唐后期财经官僚的选任标 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迁。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 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1 期)认为地方政府的铸钱职能的演变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并反映在地 方铸钱管理体制以及铸钱生产的各个环节。贾志刚《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人文杂志》3 期)提出注重信 物的时风,行人私觌的习惯,是外交礼节物质化的体现;私觌费用官给与私筹的争论和使者求利于异域的活动,反 映出唐代越来越多的外交出使与江河日下的财政之间的矛盾。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 文物》6 期)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讨论了二库可能的存在时间、地点与性质等问题。 工商业和经济管理制度。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6 期)讨论了“宫 市”缘起诸说以及杨国忠、宦官领使“宫市”的始末和“宫市”终止时间,并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在供送系统中的 影响。李青《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史学月刊》5 期)认为唐代是监察制度的鼎盛时代,其保证了经济活 动有序,赋税有源,商业专卖有据,官府食利有准,救荒仓储有备。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控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期)考察了隋唐五代契约成立所具备的条件、契约的基本内容、履行情况和法律控 制的情况。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1 期)提出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 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商品经济长足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刘玉峰 《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学术研究》2 期)和《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社会科学战线》5 期) 两文,分别探讨了唐代禁榷制度与唐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操控问题。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期)总结了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水利修建情况、特点及原因。 三、军事与历史地理 军事方面的研究相对数量较少,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观点。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 体制论略》(《南开学报》1 期)认为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 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 大,但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 ——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1 期)认为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 一大转变,弓手是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基础。赵雨乐《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陕西 师范大学学报》1 期)认为唐代夹城于武后时期已在上阳宫启用,至玄宗时期大盛,夹城方便君主游幸与潜逃, 有监察诸王的功能,宦官在夹城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通过禁中宫门与复道互相联络,三宫防卫与政治构成管理 的整体。何剑明《南唐国伐楚之战及其败因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 期)提出南唐政权伐楚失 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时机不当、用人不当、对马楚占领政策欠妥、与南汉外交失衡导致正面军事冲突以及偏师深入 策略等。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江汉论坛》11 期)分析了前后蜀的兵制的等级、构成,主要任务及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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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历史地理方面以区域性问题的研究为多。李大龙《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 期)认 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黄寿成《唐代河北神策行营城 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期)考察了乐寿、博野二县的设置神策行营的情况。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 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期)考察了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京西北)、振武、天德(北) 八镇的地理位置与政治作用、军事实力等状况。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 期)考证了唐代“河曲”地域府、州边界问题。李映辉《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 期)用统计学方法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前后期变迁情况和大致规律。苏小华《唐代洛阳的地 域文化与职官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 期)认为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三大条 件,是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原因。李勃《唐代赵昌进琼管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 期)证实了《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此事记载的正确性和《册府元龟》的错误。 城市研究。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期)考察了清明渠的流路、历史功绩、 遗址现状,纠正了《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对其流路的记载错误。此外研究长安的文章还有权东计《唐昭陵与长 安城空间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 期),马文军、曹艳英《唐代长安城的农耕性质及其启示》(《晋阳 学刊》5 期)等。王岩《有关白居易故宅的几个问题》(《考古》9 期)主要利用考古资料对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 宅第的位置、布局以及特点进行了考察。 四 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 东亚关系近年以来是研究热点。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4 期)提出唐朝征伐和消灭高句丽的积极意义是使该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二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姜清波《新罗对 唐纳质宿卫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 期)分析了新罗纳质宿卫的原因、宿卫者的职能性质和留唐的期限 变化及其作用。王成国《渤海与高句丽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1 期),从族源、文化、政权角度比较了渤 海与高句丽异同。〔韩〕宋基豪著、杨海鹏译《渤海国首领的性质》(《北方文物》4 期)指出渤海 “首领”一 词是国家周边那些虽无官衔,但有一定政治、社会势力,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首领。 李方《东突厥的归附与隋前期的边政》(《西域研究》1 期)通过对东突厥从敌对到归附隋朝的过程的论述, 对隋前期的治边思想和边政措施进行了评述。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 (《资料》21 辑)考察了张君义立功的两件文书所反映的唐军与突骑施交战地点、钤印、四镇经略使在景龙年间 的变化等问题,认为唐廷对突骑施的由征到抚的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其对付东突厥。雷艳红《武德年间 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 期)从唐与突厥关系角度分析了玄武门之变爆发的 原因,认为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2 期) 认为唐与契丹总体上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并分析了唐对契丹的统治方针和 契丹内部统治者变化情况。郑元珑《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 期)总 结了黠戛斯称雄蒙古草原的过程以及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情况。陆宁《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西北第二民 族学院学报》3 期)提出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分析了其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李树辉《唐代 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 期)认为席卷粟特人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 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东传以及九姓胡频繁入贡的原因所在。李丹婕《唐代六州胡研究述评》 (《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10 期)对唐代“六州胡”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南方民族关系。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 期)认为吐蕃在松 赞干布时期始创“大虫皮”制度而为南诏效仿。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关系考察》(《学术探索》6 期)和谢 重光《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浙江学刊》5 期)就东南和华南地区的福佬和客家两个汉族南方民 系形成分析了唐宋时期移民和民族融合的情况。 中外交流、中外关系。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史林》2004 年第 6 期)回顾了汉唐间中 日交流,指出日本 7-9 世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它最终被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所接纳,隋唐时期日本使 节的争长及日本国号的变更,显示了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顽强努力,也埋下了后世东亚世界格局 的历史基因。荆木美行《日本古代的风土记与唐代的图经》 (《中国文化研究》4)针对“风土记是以图经为中心, 基于唐代地志的影响而计划、编纂的”这一观点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胡戟《唐犁东传和假名的创制——唐与日本 科技文化交流之一瞥》(《唐研究》卷 10)讨论了唐日交流史上犁的东传和假名创制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 《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从七个角度揭示了中外交通史领域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 部分是对粟特人及祆教新史料的介绍,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也提出新的建议。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 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则从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介绍了粟特的新史料、新发现和最新的 研究成果。 五 社会史及宗教史 社会史研究涉及的论题丰富,婚姻、性别和家庭史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 (《唐研究》卷 10)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三个方面研究唐代的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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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 期)利用墓志资料考察了婚龄问题。姚平《唐代 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通过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 妇女的自我标识,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对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唐研究》卷 10)一文,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即中国古代决定男女两 性地位、建构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中成文的规范,认为唐代是性别制度由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两 性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李志生《秦汉隋唐间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北大史学》10 期)运用“社会 性成人身份”理论探讨了秦汉隋唐间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张琰琰《唐代妾侍问题研究综述》 (《唐都学刊》2 期)梳理了妾侍问题的研究情况。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学术月刊》8 期)研究了妇女受戒、守戒与家庭生活的关系。 李润强《唐代依养外亲家庭型态考察》(《家庭史》)分析了唐代依养外亲家庭的社会背景、阶层分布、生活实 态,探讨妇女地位变化与家庭的互动关系。邢铁《唐宋时期妇女的分家权益》(《家庭史》)讨论了女性在娘家、 婆家时不同的家庭财产析分的手段和家庭门户继立的情况。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 大学报》1 期)比较了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与农民的家庭规模,提出个体手工业工匠家庭类型的五种大致情况。 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齐鲁学刊》1 期)认为唐初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 活之外,家庭收入略有剩余,以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王志胜《唐代家财的 管理制度》(《齐鲁学刊》4 期)认为唐代家财管理的一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和均分原则,并指出唐代 妇女在家财管理中所有的权力。吴丽娱《唐朝的礼仪变革与中唐社会》(《文史知识》7 期)分析了中唐礼制不 断变革以适应社会变化及指导唐朝和民间生活的追求和特点。 阎爱民《<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讨论了中国古代存在的“乳翁”习俗(《中国史研究》3 期)。迟乃鹏《唐代声乐分朋角胜习俗》(《中国典籍与文化》4 期)认为唐代喜好角胜习俗促进了声乐的发展。 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唐都学刊》7 期)认为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越来越 明显的新特点;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黄云鹤《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态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 期)探讨了唐代 举子游丐之风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赵荣织《五代义儿与社会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 期)认为封建军 阀以血亲凝聚势力的需要产生养子现象,并分析了其表现和作用。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3 期)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正了病坊始设的时间、渊源,并考察病坊内部运营情况,指出“患坊”与病坊之 不同在于收容和救治的对象是宫女。 宗教与民间信仰问题是近年吸引研究者的又一热点。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 为中心》(《历史研究》2 期)分国家规定、地方允许和“合法”淫祠三个层次来探讨国家礼制与地方祠祀的关 系,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类祠祀即生祠和城隍神等最为重要,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 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国家对于地方祠祀,并不是简单禁毁,更多是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葛承 雍《唐代景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唐研究》卷 10)分析了适应景教发展的条件、矛盾与景教 的存亡问题。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1 期)探讨了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 命前后的活动, 指出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 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该文同时对武则天时期的道教政治面目、武则天对 道教的态度问题重新加以深入探讨。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8 期) 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 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郑显文《唐代<道僧格>研究》(《历史研究》4 期)对 其成立作以简单分析并复原了唐代《道僧格》25 条,有助于对唐代的宗教立法的认识。蔡鸿生《唐宋时代摩尼教 在滨海地域的变异》(《中山大学学报》6 期)指出在流亡中再生的摩尼教通过走向民间而实现自我转型,经过 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并没有缓和政教矛盾或协调左道诸派;南宋时摩尼教的变异并未终止,反而出现更 加多样化和更加异端化的趋势。对摩尼教研究情况进行了清理的有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新疆师 范大学学报》10 期)。严耀中《唐代内侍宦官奉佛因果补说》(《唐研究》卷 10)指出佛教为宦官集体信仰主流, 佛教与宫廷政治关联密切。李海波《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提出文殊信仰在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皇 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武则天的支持、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而获得 代宗朝的全力支持共同作用下达到信仰顶峰。从典籍角度研究宗教的有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敦煌 研究》5 期)和张敬梅《“上清之法”与“正一之法”——兼论唐代道经与道派的关系》(《理论学刊》5 期)。 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1 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样与广泛,具 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 利用传播学理论研究唐代文化传播的有: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 期) 探讨了寺院题壁诗的多种形态,兴起原因和对寺院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刘金柱《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北 方论丛》2 期)对“壁”的功能加以分析,指出寺院内的题壁文化由教徒对佛理的阐悟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 的即景之作两部分构成;后者在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瞿明刚 《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3 期)、史卫《唐诗传播初探》(《唐都学刊》6 期)、马承玉《唐 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中州学刊》2 期)等。 六.史料整理、艺术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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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整理。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 期)介绍了韦述及其著述情况,分析了《两京 新记》的源流和影响、整理情况,并指出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典籍考校方面,吴玉贵《旧唐书校补举例——以< 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学刊》第二集)《<旧唐书>勘误》(《学刊》第三集)对《旧唐书》内容进行了 大量校补。武秀成《<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 辑)亦对《旧唐书》加以考校。 对典籍进行考校的还有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5 期),周绍良《<唐才子传·戎昱传>笺证》 (《文献》2 期),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文献》3 期),朱玉麒《<张燕公集>的阁本与殿本》(《中 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辑) 党银平 7 , 《新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考述》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辑) ( 7 , 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 期),成明明、孙尚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略考》(《文 献》4 期),王勇、〔日〕半田晴久《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河南师 范大学学报》2 期)等。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正补》(《唐研究》卷 10)对岑先生的著作 加以校对,补充。孙继民《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资料》21 辑)释录了娲皇宫唐代题记,并讨 论了其对于晚唐泽潞镇及娲皇宫变化的研究意义。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资料》 21 辑)重新释录了五代吴国王氏地券(96WYM1),比对了其与此前此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的格 式与内容的异同,并提出地券所反映若干问题。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 究》4 期)》介绍了有关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未刊敦煌文献并且作了录文。对考古资料进行考校的文章还有刘连 香《唐中宗、睿宗驸马裴巽墓志考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 期),岳连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 封言道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4 期)等。 艺术。王克芬《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唐研究》卷 10)论述了宫廷舞的来源和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特征。研究乐舞的还有郭绍林《唐代军队乐舞体育活动考》(《史学月刊》3 期)。畏冬 《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3 期)介绍了四类唐代绘画机构。 思想史。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1 期) 探讨了文化史思想史关注重心转移的意义。葛兆光《攀龙附凤的追认?——从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师道>讨 论佛教道教宗派研究的方法》(《唐研究》卷 10)重新审视了宗派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应持有的方法。刘健明《< 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分析》(《唐研究》卷 10)分析了《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历史背景和魏征的处 理方式、目的。 2004 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 60 周年、常书鸿先生诞辰 100 周年,《敦煌研究》3 期特别推出纪念专辑。敦煌研 究院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并出版了相关纪念文集、专著。而有关敦煌的研究文章也大量发表,限于篇幅,这里 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本年隋唐五代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考古资料、出土石刻墓志文书等充分利用,多数文章都采用了文 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另外研究时段拉长也是本年度研究特色之一,且时段不仅局限于唐宋,但值得注意的是 某些问题的研究是不能截然以朝代为限前后分开的。整体上看,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重心,而且运用交叉学科方 法进行史学研究、从礼仪、灾害和城市空间的角度考虑政治问题以及利用文书研究政务运作等文章的增多,促进 了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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